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促进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壮大进程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加强中国历史上边疆政策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汉书》，卷35《百官二》）。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但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
4.经济开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开发。中国封建时期的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行为的屯田；二是中央******取有效措施，推动边疆和内地的民间交往。在边疆地区屯田，又称之为屯垦戍边。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把屯垦戍边当作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举措。秦始皇时就开始了屯田戍边活动，以后各朝中央***尤其是统一王朝的***都奉行不悖，成为历代治理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疆为例，从新疆屯田的发展史看，西汉、唐、清三代是规模较大、效果显著的时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西汉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开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区）屯田，目的是联合乌孙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规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屯田人员又可以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这一措施为汉以后历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如果从公元630年开始计算，至8世纪末，前后长达160余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资治通鉴》卷223）。从有清一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国屯垦最发达的地区，清朝在新疆的屯垦成绩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垦了大片耕地，推动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前期各族军民共垦地301.9万余亩；二是完全解决了军粮、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三是促进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四是为新疆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在此必须指出，历史上的边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简言之，一是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是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三是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隋唐时期完成了新的大一统局面，鉴于前朝的经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就更加严格了。羁縻制度在这个时期才真正算得上是作为一个制度而存在。《册府元龟》中记载：“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
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祇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说明这个时期对某些疆域的治理依然不同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形式，碍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特征。
可以实施不一样的刑罚制度，并且通过和亲的方式来增进民族之间的联系。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被称为羁縻州、羁縻县、羁縻峒等，还是由原来的贵族进行直接的区域管理，并且定期朝贡。
扩展资料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实行自治区***、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分别主持本级人民***的工作。
百度百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縻读什么：mí。
羁縻政策
羁縻州是指中国古代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置之州。以夷制夷，因其俗以为治，有别于一般州县。“羁縻政策”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所谓“羁縻政策”是历代中央王朝在多民族国家里对社会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取的一种民族政策。
就湘鄂西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该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秦灭巴之后。“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巴氏爵比不更。”秦昭王与巴人盟誓，“秦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秦统一天下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统领旧地。汉高祖时，“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之地，巴氏五兄弟“各为一溪之长”（《十道志》）。
因“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史记·律书》）。经历隋朝至唐代，羁縻发展成为制度，正式推行。
唐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专此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祇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
”（《册府元龟》卷174）自此，确立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使在“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得以推行。
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激烈，少数民族地区各土著首领在羁縻州的基础上，趁中原各国相互征战之机，亦相互攻伐，以大并小，以强吞弱。一些强宗大姓扩张势力，逐渐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成为地域性封闭的独立小王国。
宋朝统一内地之后，顺应了五代时期形成的这种情势，摄唐制并使羁縻政策更加完善，“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并进一步笼络少数民族首领，对“其有力者，还更赐以疆土”。羁縻政策成为宋王朝统治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
作为整个治国安邦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政策在土家族地区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特点。元朝时突破羁縻改为直接治理边疆，强制性检括户籍，设立驿站，缴纳赋税，强制征调土官土军或在当地驻军，逐渐演化完善为土司制度。
历经明朝和清朝的改土归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废止土司制度。历代王朝不管如何更迭因内地***取郡县制的关系一直都是直辖区，边疆则***用羁縻制。
疆四字成语：
开疆辟土、万寿无疆、此疆彼界、画野分疆、画土分疆、福寿无疆、开疆拓宇、列土封疆、驰骋疆场、并疆兼巷、开疆拓土、画疆墨守、无疆之寿、开疆拓境、开疆展土、此疆尔界、展土开疆、无疆之休、效死疆场、效命疆场、万年无疆、万世无疆
疆四字成语造句：
1、陛下英明神武,心怀天下百姓,胸藏天地之机,即使无缘像先祖皇帝那般开疆辟土,也必能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2、天地之间没有“万寿无疆”的东西,一切都处在生成和消亡的运动变化之中。
3、再加以地方主义的思想太重,各怀畛域之见,此疆彼界,而难以同舟共济。
疆
4、“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
5、爷爷在上,请受孩儿一拜,祝爷爷福寿无疆。
6、周阳大喝一声,仿佛焦雷轰于九地之下,声势骇人之极,就是周亚夫这等驰骋疆场之上的人物也是眉头一挑。
7、裴家朱门大户,出将入相的人物比比皆是,出任各种要职,替西汉开疆拓土、稳定民生,留下数之不尽的千古美谈。
8、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
9、在去往烟霞湖的车上,姜老师给艳璐和纭芬介绍了“此疆尔界”的成语故事。
画野分疆解释指划分疆域而治。
拼音huà yěfēn jiāng 。
成语出处：
《周书·杜杲传》：“仍请画野分疆，永敦邻好。”
成语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画野分疆造句：
1、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
2、说黄帝“命风后方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小大之国万区”。
羁縻政策 “羁縻政策”是自秦朝建立郡县制起到宋、元交替时期前，中央王朝笼络少数民族使之不生异心而实行的一种地方统治政策。通过这种政策，处理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关系，以维系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 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2]， 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就湘鄂西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该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秦灭巴之后。“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巴氏爵比不更。”秦昭王与巴人盟誓，“秦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秦统一天下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 统领旧地。汉高祖时，“酉、辰、巫、武、 沅等五溪”之地，巴氏五兄弟“各为一溪之长”（《十道志》）。因“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 ……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史记·律书》）。经历隋朝至唐代，羁縻发展成为制度，正式推行。唐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专此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 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祇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 。”（《册府元龟》卷174）自此，确立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使在“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得以推行。 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激烈，少数民族地区各土著首领在羁縻州的基础上，趁中原各国相互征战之机，亦相互攻伐，以大并小，以强吞弱。一些强宗大姓扩张势力，逐渐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成为地域性封闭的独立小王国。 宋朝统一全国之后，顺应了五代时期形成的这种情势，摄唐制并使羁縻政策更加完善，“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并进一步笼络少数民族首领，对“其有力者，还更赐以疆土”。羁縻政策成为宋王朝统治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作为整个治国安邦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政策在土家族地区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特点： （一）“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疆域往往以某一大姓所形成的自然区域来确定，这一区域既可以划为一州，也可立为数州，故地域比当时的边郡要小得多。仅在土家族地区就设置了八十七个羁縻州。就鄂西而言，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施州归宋，曾设清江郡军事，以后置羁縻州郡于清江南境。施州初属江南西道，后属夔州路,辖清江（恩施）、建始二县，在施州南部，还设有安定州、高州、顺州、富州等小羁縻州（《宋史·读方史舆纪要》）。宋仁宗时于来凤置散毛宣抚司，巴东郡设巴东安抚司。这些羁縻州县，“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再小者为峒”。与“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相适应，各州刺史及属下峒主、头角官等，均由原部落首领担任。即以“巴酋长子弟，量才授仕，置之左右”（《资治通鉴》卷188）。首领均须得到朝廷任命，并世袭官位。 （二）军事上，羁縻州可保留有本部兵马，即所谓的义军、土军、土丁等。朝廷赐民族首领以军事首领头衔。其兵马主要是“慎守封疆”。土丁、土兵是一种寓兵于农的组织，平时为农，战时出征。朝廷从土家族中选出一定土兵，量给土地 ，平时耕种，不纳赋税，就地参加军事训练，轮番在边砦守戍，必要时调用以征伐不服统治的少数民族首领。咸平年间“生蛮叛”，宋朝廷征调高州土兵讨伐，擒“生蛮”六百六十余人，夺回***被俘者四百余人。天圣年间，下溪州刺史叛，又令高州刺史率土兵搜捕。类似这类对少数民族的征伐，不调朝廷一兵一卒。 （三）立柱结盟，划界定约。为防止各族首领反叛，宋朝地方***常与各族首领订立盟誓，刻在铜柱和石柱上。据《施南府志》记载，在施州南二百七十里立咸平石柱，在施州南三百里立天圣石柱。每次盟誓，有盟主，监盟执行，均受誓主约束。 （四）经济上，王朝给土著各族施以小利。放松或解除土、汉贸易的“监禁”，如“施州蛮” 要求以粟易盐，即“诏以盐与之，且许其以粟易盐”。而土著“又以金银倍实直质于官易粟，官不能禁”。（《宋会要辑稿》）宋王朝对各族首领的贡赋要求不苛，土地、户口均不入户部，但作为朝廷命官的各州首领，则要定期向朝廷纳贡。贡物只是当地名贵土产，而对朝贡者往往以重赏。“贡方物者，人赐彩三匹，盐二十斤；无方物者，人彩二匹，盐半。”其进上首领，即加赐银两（《宋会要辑稿》）。朝廷常常用“因罪绝贡”作为对羁縻州首领的惩罚，因此纳贡显然是政治上一种臣服的标志。 羁縻政策的原则是：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