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见万里第5集完整视频-明见万里

1.明见是什么意思

2.关于万里的成语

3.跪求明朝刘伯温的个人详细信息

4.《明太祖宝训》全文是什么

明见是什么意思

问题一：明见的意思是什么 明见 [míng jiàn]

[释义] 1.明白看到；明显见于。 2.高明的识见。

问题二：真明见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真是高明的识见啊”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问题三：当日明见今日事，是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的事今天办解决

问题四：明见万里什么意思 出处:

《后汉书?窦融传》：“书妪至，河西咸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

释义:

对于外界或远方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也比喻人有预见。

问题五：晚上明见棺材什么意思 棺材 通“官”“财”，按照周公解梦的说法，有特定的梦境下，梦见棺材确有暗示着财运好的解释，预示着你将有官运或者财运，属吉梦.

梦见棺材可以隐喻着重生，或者思想或灵魂蜕变进入另一阶段，以及戒除了不健康的坏习惯，离开了旧的环境等等。另外在民间有梦见棺材意味要升官发财之说

问题六：杜甫的《夏夜叹》中的 虚明见纤毫 是什么意思 月光十分皎洁，在其照耀下事物,甚至能纤毫分明。

问题七：明不见经传什么意思 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地方不出名、没有名气、名声或者太隐秘、太偏僻的意思。

问题八：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 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心里没有杂念,很平静,对万事万物都不刻意追求,随和自然的生活状态

出自

和仆射牛相公寓言二首

朝代：唐代 作者：刘禹锡

原文：

两度竿头立定夸,回眸举袖拂青霞.

尽抛今日贵人样,复振前朝名相家.

御史定来休直宿,尚书依旧趁参衙.

具瞻尊重诚无敌,犹忆洛阳千树花.

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

雕鹗腾空犹逞俊,骅骝啮足自无惊.

时来未觉权为祟,贵了方知退是荣.

只恐重重世缘在,事须三度副苍生.

还有一种比较文艺的意思：淡看世间不平事，心自长明水长清。心如止水，自是看破红尘，道尽人事情爱不过尔尔。

问题九：佛教中的觉性见明是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这个说法 叫明心见性 ?就是使人废弃邪见，矛盾永息、疑惑永灭而已.

关于万里的成语

不远万里、

鹏程万里、

万里长征、

晴空万里、

碧空万里、

一泻万里、

万里无云、

长城万里、

青云万里、

万里同风、

明鉴万里、

阶前万里、

咫尺万里、

万里一息、

万里之任、

折冲万里、

万里比邻、

悬旌万里、

万里雪飘、

离题万里、

万里河山、

万里江山、

万里之望、

封侯万里、

相去万里、

明见万里、

扶摇万里

跪求明朝刘伯温的个人详细信息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4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汉族，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文成县）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据有关文献记载，刘基的先祖是丰沛（今江苏一带）人，后迁往鄜延（今陕西一带）。北宋灭亡，刘基的七世祖乃南宋初年荣国公、鄜王刘光世“南渡”到临安（今杭州一带）。据周群教授考证，刘光世到江南后，虽也“屡 刘基彩像

屡迁寓”，“ 但大致不出今浙江境内”。刘光世之子尧仁后迁居丽水竹洲，而刘尧仁之子，也就是刘基的五世祖刘集卜居当时的青田县南田武阳，至此刘集一支就在南田一带繁衍生息，现南田武阳还有“宋处士刘集墓”。刘基的曾祖刘濠、祖父刘庭槐、父亲刘爚和刘基都生长在南田武阳。　元武宗至大四年刘基出生于江浙行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田县九都武阳村）。为了纪念刘基，后世把这个村加上旁边一些村划分为文成县（因刘基谥号是文成公）。刘基的父亲刘熵为人正直，才智出众，10岁时，就和祖父刘濠一起设谋挽救了许多同邑人的性命。 原来，南宋灭亡后，青田县一带的起义军也相继被元军围剿四散，潜伏下来。元朝统治者为了斩草除根，巩固他们的政权，派浙东道宣慰副使苟贴儿在青田县调查反元义军的情况。他们在叛徒李熊的提供下，造了一个黑名册，准备上报朝廷，予以镇压。这个黑名册，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苟贴儿路过武阳村时，受到著名乡绅刘濠一家的丰盛款待，并留他们在家里过夜。刘濠将苟贴儿灌醉，偷出黑名册烧掉，然后亲自点火烧毁了自家的祖屋。他们故作慌乱的样子，从大火中救出苟贴儿。苟贴儿自知饮酒误事，所幸里脱生，对刘家感激不尽。青田县人对刘家不惜财产智救同胞的义举十分钦佩。刘熵后来成为当时的名儒，当过遂昌县(今属浙江)教谕(县学校长)。他40多岁时，生子刘基，视之如掌上明珠。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对爱子的培养上，从而使刘基受到良好的教育。

早年求学

刘基好学敏求，聪慧过人，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阅读速度极快，据说“读书能一目十行”。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泰定元年(1324年)，十四岁的刘基入郡庠(即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一部春秋经，刘基没花多少工夫就学完了。泰定四年(1327年)，刘基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周(敦颐)程(程颢、程颐)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郑复初在一次拜访中对刘基的父亲赞扬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庇阴了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出众，将来一定能光大你家的门楣。”刘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有一次，他在一家书屋看到一本天文书，便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了此书。第二天竟能从头至尾背诵如流。店主人知后十分惊奇，要把这部天文书送给他 早年在元廷时的刘伯温

，刘基说：“这部书已装在我胸中，书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刘基的虚心好学和出众才智，不仅使他学就和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使他年轻时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征(唐)、诸葛孔明(三国·蜀)之才。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从此他便步入坎坷曲折、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

仕途坎坷

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元王朝政权逐渐走向全面崩溃的时期。元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以来，用极端野蛮落 刘基题跋像

[1]后的方式统治中国，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无情的屠杀与残酷的剥削，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中国大地上到处出现了农民起义与，元王朝岌岌可危。一面是贪婪昏愦、醉生梦；一面是水深火热、揭竿而起。在这样的情势下，刘基步入宦途，就迫使他要么与元朝统治阶级合作，沆瀣一气，最后同归于尽；要么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人民一边，共同埋葬贪婪残暴的王朝。作为一个崇尚气节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刘基选择了后者，尽管那里布满了荆棘。仕途坎坷蛰居隐退刘基考中进士后，在家闲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作为天子门生，他还是无限感激元朝皇帝赐给他这一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实现自幼立下的宏图大志。所以、他一出仕就抱定要用自己的全部的才华和忠诚，去干—番大事业。 县丞虽然是个辅佐县令的小官。刘基并没有因为位卑职微而敷衍塞责，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发现高安县一些豪绅地主勾结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骗人钱财，夺女，害命无恶不作。刘基倾听百姓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对几个劣亦昭著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1336年（至元二年），刘基担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的县丞。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因为他的正直，地方豪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人，才免于祸患。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1343年（至正三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蛰居隐退

1346年（至正六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1348年（至正八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外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1352年（至正十二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回到故乡不久，朝廷来了一封公文。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象。

助明开国

1360年（至正二十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展现一个非常成功的兵法家的才能。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1370年（明洪武三年），为嘉勉刘基的功荣，授命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本想封刘基为丞相，但刘基一再推脱，只好作罢。这并不是刘基的客气，而是他明白自己的正直会遭到其他为官者的排挤。因此申请还乡。朱元璋授命为他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并封为诚意伯。刘基的功劳对于明朝来说可以说是最大的，但每年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　朱元璋封给了刘基“诚意伯”，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官。但其实朱元璋一直很想让刘基做宰相，但刘基却一再推辞。其实刘基是明朝开国元勋，功劳是很大的。而刘基也救过朱元璋很多次，次次惊险。若不是刘基，朱元璋称帝之前就早已被害多次了。而刘基固然想当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为这样他就能实现他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抱负。但是他知道自己过于正直，会遭到奸臣的排挤，是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的。所以他告老还乡，去和家人在一起了。　晚年生活 刘伯温和李善长

1375年（洪武八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颁德的应酬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据说正月中旬，宋濂的门人刘刚来到刘基的住处，商请刘伯温将宋濂一百多卷的作品，择取精华部分编辑成书，以便诵读，也请刘基为新书写一篇序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又继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上密奏吧！”最后于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1513年（明武宗正德八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因刑部郎中李瑜的建言，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

刘基的历史功绩在于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帮助朱元璋勇敢地担负起统一中国这一伟大任务。他主要干了如下六件大事：　（1）帮助国主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朱元璋是郭子兴的部将，子兴后，小明王 刘基画像

[2]韩林儿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借用龙凤年号，名义上受小明王节制。在攻克南京，据淮河江左地区，下浙江后，朱元璋被手下奉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仍奉韩林儿。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独基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所谓天命，就是要朱元璋有雄心壮志、大展宏图、担负起打天下建立新王朝的使命。　（2）协助朱元璋制订“征讨大计”。朱元璋起于淮右，渡江后，势力发展较快，但仍只局限于浙江一带，且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均为劲敌，稍有不慎，就有败亡之危。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士诚据有苏湖富饶地区，宜先攻取。但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协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采用了这战略决策，遂成帝业。　（3）在重大战役中，或运筹帷幄，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基因谙韬略，通天文地理，故往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如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三十万，战舰五千只，攻下太平，进驻采石矶，直逼金陵，势甚器张。当时朱元璋驻金附守兵仅十万余。由于双方力量对悬殊大，朱元璋军中文武大臣乱成一团：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作计较；有的主张出击，一决雌雄……独刘基一人张目不言，朱元璋就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征求意见。刘基说：“主张投降和逃跑者，应杀头治罪，因他们不看大好形势，散布失败情绪。事实上，陈友谅自以为兵强势众，又打了几次胜仗，更是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我们就利用他的骄傲情绪，设下埋伏，使计诱其深入，一鼓可破。”朱元璋听了刘基这番独见后，乃定征伐之计。刘基勇气奋发，计划立就：首先遣人诈降，使康茂才诱陈友谅夜来劫城，并约定陈友谅至江东木桥边呼“老康”为联络信号。陈友谅不知是计，结果点精兵三十万，行至江东桥边，并无木桥，是座铁桥，使人呼“老康”，又无人答应。正在疑惑间，又突遇暴雨，四下伏兵齐出击，陈友谅鼠窜狼奔，败退至江边。谁知原有渡江用的战舰，刘基以计尽将拘掠，仅留破般三百只于江边。陈友谅败军争先逃渡，行至江中，又突闻火炮声，破船连人沉没一半多。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军，挫败陈的锐气，乘胜收复太平，攻下安庆、信州、兖州。陈友谅只得带领剩余的伤卒败将仓惶地逃回汉阳。　三年后（1363年7月），陈友谅重整旗鼓，号称百万，再度与朱元璋在鄱阳湖中作生存亡的大决战。在这胜负的关键时刻，刘基始终和朱元璋在一条船上参与军机，运筹帷幄。一次，他忽然发现水鸟惊飞，刘基预知这是陈友谅的船队集中力量向朱元璋的指挥船开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即拉起朱元璋转到另一条船上，当他们还未坐定，原来那条船已被陈友谅火炮打得粉碎。当时陈看到朱元璋的指挥船已被打沉，大喜过望。不料朱元璋仍在指挥战斗，士兵越战越勇，最后大败陈友谅，陈也在这次水战中败。这次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历史上称为鄱阳湖之战。　（4）洪武开国之前，1366年受命卜地拓建南京城；1367年授太史令，上戍申大统历，并与李善长、杨宪、傅献、陶安等一起定律令。平定张士诚后，有张昶者使人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及时提醒朱元璋“居安思危”。　（5）洪武开国以后，刘基奏立《军卫法》，提出“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主张，肃纲纪，整吏治，严惩贪枉。如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虽丞相李善长出面替其义子说情，刘基仍将李彬奏斩。刘基还谏止营建东都，提醒朱元璋不要轻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王保保<扩郭铁机>未可轻也。”　（6）六十一岁告老还乡，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临终前遗嘱次子仲璟，待胡惟庸败后上奏朱元璋：“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　以上六件大事，前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打天下，后三件可谓帮助朱元璋巩固天下。说明刘基是位卓越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他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治国良臣。

刘基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　《郁离子》　《覆瓿集》

相关图像(13张)　　《写情集》　《犁眉公集》　《春秋明经》　以上均收录于《诚意伯文集》　《卖柑者言》　还有些是后人托名附会的作品：　《百战奇略》　《时务十八策》　《火龙神器阵法》　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　此外，民间亦有多部与刘伯温有关的小说。当中，有说他经常微服出巡，体察民情。亦有说他很会占卜，常装扮成道士，并著有《烧饼歌》，向朱元璋暗示大明日后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不过，由于刘伯温早在洪武八年就已离世，使这些故事和预言的真确性存疑。《烧饼歌》，全文共计一千九百一十二字，用四十余首隐语歌谣组成，是用隐语写成的“预言”歌谣，据卦撰词，从一定的“象数”规律排来，涉及到“象、数、理、占”的入化应用，也是前人“观象玩占”的遗著，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极深，难于理解，视为神撰。　其中的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郁离子”是刘伯温的托称，刘写作《郁离子》的时候，是在他47-50岁，一生中最鼎盛之际，此前的半生他郁郁不得志，不能施展抱负，后来被夺去兵权，遂弃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著《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他认为志利忘民，缺乏行义，国家是危险的。刘基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治世的理论基础，主张宽仁之道，认为只要把握好国家的纲纪，刑德，人才，就能治天下。在写作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蔡元培称他：“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　日本学者奥野纯评价他：“际会风云，平定海宇，既辟一代之规模，又阐一代之文章，盖诚意伯刘公一人而已矣。”　民谚有云：“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节军事诸葛亮，后世军事刘伯温。”

《明太祖宝训》全文是什么

到下面下载：论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太祖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太祖皆许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太祖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王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因召君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伐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且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道，或生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卿等任居宰辅，当振举大纲，以率百寮，赞朕为治。”

四月丙辰，太祖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太祖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恶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臣、刑部勘问，皆不实。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编戍远方。”刑部言：“当抵罪。”太祖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凡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有司著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奉天门，谓吏部尚书詹同曰：“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为治之道，试为朕言之。”同对曰：“古先帝王之治，无过于唐虞、三代可以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实帝王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苏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览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务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庸主，治不师古，君臣之间动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为，而臣违之，臣有所论，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怀。”群臣皆顿首谢。

七月戊戌，太祖御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善等顿首称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东阁，从容谓侍臣曰：“责难之辞，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劝，如陈后主、江总辈污濊简策，贻讥千古，此诚可为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对曰：“诚如陛下所谕，惟明主则能慎择。”太祖曰：“责难不入于昏君，而谄谀难动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则无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与侍臣论治道。太祖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陵俗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治道，因及理乱。太祖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三月辛丑，太祖谓侍臣曰：“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翰林学士刘三否对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所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执事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斋戒，而后可以感动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斋戒七日，前四日为戒，后三日为斋。中祀斋戒五日，前三日为戒，后二日为斋。”既进览，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是为天下生灵祈福，宜下令百官一体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于民者，恐百官斋戒不致专精，则不下令。”又谓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祷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尝敢自徼惠也。且斋戒所以致诚，诚之至与不至，神之格与不格，皆系于此。故朕每致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无太久。大抵人心久则易怠，怠心一萌，反为不敬。可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几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着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于方丘。礼成，太祖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尝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礼成，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既毕，出御奉天门，谓群臣曰：“祭祖在乎诚敬，不在乎物之丰薄。物丰矣而诚有未至，神不享焉；物虽薄而诚至，神则享之。所谓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尝闻以德受福，未闻以物徼福者也。昔陈友谅服衮冕，乘玉辂，丰牲帛，而行郊祀之礼。彼恣行不道，毒虐生灵，积恶于己，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实为国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诚意未至，徒尚礼文，而欲徼福于己，岂不获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成，太祖谓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临兆民，当尽事天之道。前代或三岁一祀，或历年不举。今朕岁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礼，将以报覆载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阴阳和，风雨时，以福斯民。”群臣咸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观心亭成，太祖亲幸焉。召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也，实为天下苍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太祖御白虎殿，览毕退，自殿西步自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

吴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之。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间，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

丁卯，仁祖后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里莫不感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四妣。祭讫，太祖顾谓李善长曰：“朕荷先世积累之勤，庆及于躬，抚临忆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斋肃一心，对越神灵，所谓焄蒿凄怆，若或见之。”善长对曰：“陛下诚孝感通，达于幽显。”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庙时享之礼。既而太常又进宗庙月朔荐新礼。太祖览毕，谓群臣曰：“宗庙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后，不若养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尝闻为人子者，愿为人兄，其意谓为兄待膝下之日，早于养之日也。朕于子为人弟，亲存而幼，不能以养。及长而富有天下，则亲殁矣，虽欲以天下养，其可得乎？”因悲叹久之，命以月朔荐新仪物著之常典，俾子孙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太祖因侍臣言及医者吮痈事，曰：“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朕收遗骸，失一指骨于坟近地，遍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闻世有以指血验之者，遂啮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验之，则血不入。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顾者，独何心哉？”

九月己酉，太祖圣诞日。朝罢，退御便殿，谓侍臣曰：“朕昔丧亲，适值艰难之际，今富有天下，不能为一朝之养，此终身之痛也。朕昨梦见客亲聚处之欢，一如平生。益父母子孙，本同一气，精神所格，有感必应，孰谓的明异达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诚感通，形诸梦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太祖谓礼部尚书陶凯曰：‘朕闻事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诚，然于追养之道，岂敢怠忽？”复感叹曰：“养生之乐，不足于生前，思亲之苦，徒切于身后。今岁时祭享，则于太庙。至于晨昏谒见、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尔其考论以闻。”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太祖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叹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太庙毕，太祖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扫，奉神主。恐有不虔，当以时省视，务宜斋洁，以安神灵。”

谨好尚

洪武元年闰七月丁卯，太祖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材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业，图天下之安，其敢游心于此！”濂对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太祖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人乘间纳其*邪，不为靡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万世子孙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议则巧佞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一心，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以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浊，岂能照物？”侍臣对曰：“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太祖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位之士。如此，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古人于声色之好，亦不能无，如公刘之于货，太王之于色，好之不过其度也。若太康之盘游，桀纣之内嬖，秦汉以下，耽于宫室苑囿及畋猎祷祠、奇伎*巧之类，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败亡。要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惟成汤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太祖御武英殿。谓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无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实，斯不陷于一偏。至于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则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则此心廓然大公，不为物累，是以耳目聪明犹如神矣。”

谦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群臣以上功业日隆，展表劝进。太祖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曷尝遽自称尊？今日之议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君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

吴元年七月甲申，相国李善长劝太祖即帝位，太祖未之许。善长等力请曰：“殿下起濠梁，不阶尺土，遂成大业。四方群雄刬削殆尽，远近之人莫不归心，诚见天命所在。愿早正位号，以慰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万之涂尚梗。若称大号，未惬舆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归，察人心之无外，犹且谦让未遑，以俟有德。常叹陈友谅初得一隅，妄自称尊，志骄气傲，卒致亡灭，贻讥于后，吾岂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时，无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国公李善长预进仪卫，太祖见仗内旗有“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字，顾谓善长曰：“此夸大词也。古者大旗之制，各有其属，若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所以昭仪物，辨等威。若‘太平’、‘万岁’之名，此直夸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宁’易之，庶几顺理。”既而复谕之曰：“此亦近夸，宜并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宁国、扬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共二十本，群臣皆贺。太祖曰：“朕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是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称贺。太祖曰；“休咎之征，虽各以类应，朕德凉薄，乌足以致斯。”翰林应奉睢稼对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辑和人民，故嘉祥显着。”起居注魏观曰：“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宽租赋，减徭役，而百姓欢豫，神应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陛下尊贤养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庙，颁示史馆，以永万亿年无疆之休。”太祖曰：“卿等援引载籍，言非无征。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乌敢当此？一或忘鉴戒而生骄逸，安知嘉祥不为灾之兆乎！告诸宗庙，颁之史馆，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后世也。”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余本。太祖谓廷臣曰：“向者凤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朕尝观自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言进膳举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业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熙然太和，虽日举乐，未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也哉？俟大兵凯还，士卒无战伐之劳，人民罢转输之苦，然后以乐侑膳，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