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翻译是：孔子说：“同学们怎么不学<诗经>呢？<诗经>可以激抒***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2、注释：
(1)兴：抒***志。
(2)观：观察（社会与自然）。
(3)群：结交朋友。
(4)怨：讽谏怨刺（不平之事）。
(5)迩（ěr）：近。
3、“兴”指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感***感，引起联想、想象活动，在感情的涌动中获得审美享受。“观”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状态。“群”是指诗歌可以使社会人流思想感情，统一认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团结。“怨”是强调诗歌可以表达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不满与批判。
扩展资料
“兴”、“观”、“群”、“怨”这四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其中“兴”是前提，它包含了孔子对诗的整体作用的概括，所以“观”、“群”、“怨”离不开“兴”。而且将“兴”置于首位，充分注意到了艺术的感发作用。这一思想表明，孔子已认识到艺术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美感的心理活动来实现。
兴、观、群、怨以外，诗还可以事父、事君，并且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以前，人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诗歌的美刺、言志和观风俗、知民情的作用，但讲得比较零碎而不全面。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把前人的意见进行概括，对诗的作用作了较有系统的理论的表述，对后世的诗论很有影响。（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百度百科—兴观群怨
兴观群怨和孔子有关，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这段话说《诗经》，是说学《诗经》的各种用途，可事君事父，可识鸟兽虫鱼之名，可“兴观群怨”。“兴观群怨”是《诗经》的四种用途。
《诗经》的评价
《诗经》中并非尽是所谓“温柔敦厚”，哀嚎怒骂者不在少数，当然，这样的诗篇，在后世文人的评判中，也就全部成了“劣诗”。朱东润先生对后世“温柔敦厚”诗风早有批评：“作诗者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者，亦非颜色温润、情性和柔二语所能尽。
汉儒知有经而不知有诗，遂有此蔽，自汉而后，儒家思想，支配中国社会，***不敢有所违异，于是诗人多故作委婉之词，不敢有失指斥，兢兢焉恐失忠厚之旨，皆由于《礼记》一语也。”
兴观群怨
[ xìng guān qún yuàn ]
基本解释
兴：联想；观：观察；群：合群；怨：怨恨。 古人认为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四种能力。后泛指诗的社会功能。
详细解释
1. 解释：兴：联想；观：观察；群：合群；怨：怨恨。古人认为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四种能力。后泛指诗的社会功能。
2. 出自：《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就是联想，观是观察，群是合群，怨是怨恨。总之，它意在说明诗这种文学体裁的社会功用。事实上，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是如此说的，即：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一个人若是读懂了《诗经》，那么他就能掌握兴、观、群、怨这四种能力。
具体而言，一是，兴指文学作品可以感发人们的意志，激发联想，使人从诗篇中获得美的享受，这是在讲诗的文学感染力；二是，观指人们可以从《诗经》中“观风俗之盛衰”，以此总结得失，考见利弊；三是，群指善于和其他人交往，互相切磋才艺，交流心得，以致两两共进。四是，怨指直言进谏，“怨刺上政”，也就是批评时政，这是从政治功用层面去讲述《诗经》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社会里特别重视孔子所修订的《诗经》，它也成为古代学子必读的五经之一，之后还被列为科考的重要篇目。孔子自己仅用“兴观群怨”这四个字就提高了这部著作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得历代都十分推崇《诗经》。
“兴观群怨”之我见
〔摘 要〕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社会功用的独特的审美认识，也是他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不少后世文人都对这一诗论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关键词〕 孔子；诗论；社会作用；“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把个人的修养归结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诗、礼、乐可以培养人的品德。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是直接讲诗的社会功用的，说明了诗可以提高人们从事政治、外交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专对”就是当时对行人使者出使别国时随机应变的言语问答。也就是说，在各种外交场合，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引用诗词歌赋，能带来很大有好处。让对方认识自己的才能，使紧张的气氛消融在雍容尔雅的诗歌的吟咏之中，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转危为安。诗歌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引起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视。普通人学诗，可以从诗中受到启发、引导（即诗的教化作用），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士学诗，不仅可以受到启发、引导，还可以使自己不会受到他人的嘲弄。在出使他国时，能随机应变引用诗歌，可以应答自如。甚至于引用诗歌来上谏、劝诫他人等。孔子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据诗歌的这种巨大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兴”是指诗歌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感染的作用。“可以兴”，说明了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所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它解释为“感发意志”。从作者本身来说，由于外在事物的反映在作者的头脑中引起创作的冲动，于是抒发出内心的感情，成为诗。即孔安国在《集解》中把它解释成为“引譬连类”，即“由彼及此”。
“观”是指作者通过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生活真实，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社会中的得失和历史风貌的本质。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观”说明了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
“群”是指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可以群”说明了诗歌可以使作家与作家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切磋，提高认识，提高文学水平，使人们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于集体，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
“怨”是指诗歌可以用来怨刺上政，表达民情。“可以怨”说明了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
“事父事君”，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在“兴、观、群、怨”四种社会作用中，“兴”是实现后三者的基础和枢纽，“观、群、怨”要依赖于“兴”，只有通过“兴”的艺术感染作用，诗歌才能实现“观、群、怨”。由此可见，孔子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阐述，突出地讲明了文学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文学作品以其自身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以情感人，陶冶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交流，加深了解，使人与人之间增进友谊、关系和谐、团结一致。
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产生之前，就有一些作家试着在不同的的作品中阐述过，但都是片断式地散见于一些作品，是零碎的、较为简单的，没有系统性、深刻性。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了一个较系统而全面的、深刻的文学功用观。
应指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也具有它的局限性，他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完全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的，也就是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兴、观、群、怨”说是以周王朝的***道德为标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男尊女卑、重礼重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这种***道德的体现。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文学创作要符合当时规定的道德标准，文学要承担政治任务，而作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感情的抒发要受到***道德规范的限制。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但这必竟不是主流，是极次要的，是当时时代、阶级的局限所造成的，它不会涵盖“兴、观、群、怨”说对后来发生的巨大影响。
孔子的“兴、观、群、怨”对诗歌社会作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世文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清代文学理论家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兴、观、群、怨”说的文学思想。他从“诗以道情”的思想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兴、观、群、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辩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于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这里所说的“四情”即是“兴、观、群、怨”，“四情”指出诗歌发挥的社会作用，是通过诗中所蕴含的审美情感来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这就要求进行诗歌创作时，必须使诗歌作品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达到这种境界，诗歌中包含的审美情感就能打动人、感染人，引发读者产生无穷的遐想和情思。只有这样，欣赏者进行反复的玩味、品尝“游于四情之外，情无所窒，”获得了更多的美的享受。
他还论述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四者看成互相联系、相得益彰的整体加于论述，讲明了诗歌的特征是高度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感情，诗歌社会作用的发挥，即能陶冶人的心灵，激励人们奋进，又能启示人们认识社会现实。指出诗要更大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就得真实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加深人们之间的感情联系。
〔参考文献〕
〔1〕 叶朗主编，《中国美学大纲》．
〔2〕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 论选》．
“兴”、“观”、“群”、“怨”这四者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其中“兴”是前提，它包含了孔子对诗的整体作用的概括，所以“观”、“群”、“怨”离不开“兴”。这一思想表明，孔子已认识到艺术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美感的心理活动来实现。
“兴观群怨”说作为孔子“诗教”文艺观的代表，呈现出两个相互联系的特点：一是特别看重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二是这种对文艺教化功能的强调始终建立在遵循文艺的审美规律基础之上，尤其突出艺术的审美情感特征。
孔子的美学一方面十分注意审美对陶冶个体的心理功能，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审美对协和人群的社会效果。他的审美的心理学—论理学特征，在这里表现的非常清楚。
说的都是诗歌，而非特定的某部书。
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美刺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先秦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诗歌美刺的功能。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召公谏厉王时所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献诗”而供天子“斟酌”，就是由于其中包含着美刺的内容。《诗经》中也保留着一部分刺诗。到了汉代，以美刺论诗，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清人程廷祚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说明汉儒评论诗歌，大都是从美刺两个方面着眼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在提倡美诗的同时，认识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以倡导，并主张“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气魄。但他们从维护统治者尊严和维护封建礼治出发，又对刺诗作了种种限制，如强调“主文而谲谏”、“止乎礼义”等，这就使得刺诗的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毛诗序》在谈到“美刺”时,还谈到所谓“正变”,大体以美诗为“正”，以刺诗为“变”，可见在汉儒的心目中，是把美诗作为正宗，把刺诗作为变调的。但在历代诗歌创作实践中，那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美诗，绝大多数并没有多大价值；真正有价值的，倒是那些揭露、批判现实的刺诗，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这句话的意思是：“同学们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激***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
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就是说读诗经可以激***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讽谏上级。
就我的阅读体验来看，读书是一种很好激***志的方式，诗经多为四言。总体来看，十五国风的诗歌内容比较简单，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比较为大众所熟悉。
诗经也可以说是很多成语乃至词语的来源，可能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原来我们常听到的话语竟然是出自诗经的。比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在我听来都非常的熟悉，可是我却鲜少去溯源，也不知出自何处。
再如一些成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暴虎冯河，这只是四字成语，包括其他八字九字的成语，统计起来竟多多达两百个。所以读诗经或许是成语溯源的一种方式，也可以很好的理解成语的意思。
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有些人会在诗经中取名。不得不说其中的用词、意境还是意蕴都是十分具有美感，不管是女生取名还是男生取名都是可供选择的。读完之后，一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足以让人心驰神往。
诗经的语言和意境，常常会让人不自觉的对古人的智慧发出慨叹。赞赏他们的博学多才，用词精当，不愧是千古流传的诗歌经典。
诗经内容可谓是生活面面观，不仅体现下层百姓的生活情景，比如大家熟知的《七月》，可谓是百姓一年到头生活的缩影。还能截取一些生活中的日常小事，不仅写得生动有趣，还能充分表现情感。
其中的情感又丰富多样，有求而不得的无奈，也有相思的甜蜜，更有夫妻的思念，还有女子被抛弃后的怨恨，甚至还有对统治者的愤恨。情感丰富，或灵动，或深沉，还有些充满着生活趣味，读来可以让人会心一笑。
对“群”的理解各有不同，有的说可以交朋友，有的说可以团结，教育人心，也有的说可以一起欣赏。这都综合体现着孔子的言，不学诗经，怎么会说话呢？
诗经还可以教化人心，教我们为人处事。既然是言，那么自然也可以更好的交朋友，甚至是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诗经，所以可以说“群”很好的体现了“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中有不少诗歌提到关于对于父母的情感，对父母的一些感恩之语。另外哪怕是讽谏也是出于臣子之责的，都是言语，说话。
这只是我在读《诗经》时的一些所想，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来理解。诗经中的一些关于礼的部分，值得我们思考，和《论语》的直接表述不同，诗经毕竟是诗意化的语言，表达更偏向于情感，比如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最根本的还是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
一部《诗经》，展现社会百态，语言的力量很大，大到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代入进去。读《诗经》可以悟百种情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译文
孔子说：“大家为何不学《诗》呢？《诗》可以发人深省，可以体察世情，可以使人合群，可以讽谏时政；近可知（以善）事父，远可知（以道）事君；还能多知鸟兽草木之名。”
注释
“小子”，指***、门人。
“诗”，即指《诗经》。
“兴”，起也。此处指发人深省。一说是指诗的比兴手法，亦可从。
“观”，仔细看。此处指体察世风民情。故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
“群”，此处指与人合群。
“怨”，此处指讽谏时政。
“迩”，音“尔”，近。
评析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是反映儒家礼乐文化的重要文献。孔子对《诗经》非常重视，《论语》中有九章谈到“诗”。《诗经》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甚至还有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面的记述，内容极为丰富。因此，从《诗》中可以体察世风民情，还可以学到很多动植物的知识。故曰：“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经》大量运用了“比、兴”的修辞手法来表现人们对于真***、善恶、美丑的情感，需有较好的领悟力才能读懂。其中“比”是显喻，“兴”是隐喻。因此，学《诗》能够发人深省，启发人的心智思维，激发人向往***的情感。故曰：“《诗》可以兴”。
人类从古到今的教育，社会性建构都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群”就是社会性的基本特征。人要能合“群”，就必须要能善待、包容他人。《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则能与人和合。故曰：“可以群”。
《汉书·艺文志》云：“古有***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中含有大量反应民间苦乐以及赞美和讽谏时政的歌谣，因此，《诗经》自古就被为政者当作施政参考，以从中了解世风民情和施政得失。《论语注疏》的作者、北宋著名儒家学者邢昺（古同“炳”）曰：“《诗》有君政不善则风刺之，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故可以怨刺上政”。故曰：“可以怨”。反观今日，为之一叹……。
善事父母曰孝，以道事君曰忠。《诗》有《凯风》《白华》之类，是有事父之道；又有《雅》《颂》君臣之法，是有事君之道。当然，无论事父事君，都应当谏过止非、辅仁引善，才算是真孝、真忠。通过学《诗》，能“兴”而深省善恶之理，能“观”而体察世事之情，能“群”而和合四方之众，能“怨”而谏止无明之非，自然便能懂得事父事君之道。故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孔子对《诗经》及中国古代诗歌等多领域的历史贡献
□山田耕夫
要说孔子与《诗经》的渊源关系，会让人们想起一个问题，那就是，孔子看重《诗经》的什么呢？说句实在话，《诗经》是一部民间歌谣，除“国风”之外，大多来自于民间。正是如此，后来的专家学者，大都相中《诗经》的文学价值，少有人去诗歌方面去研究它的社会价值。
然而，在春秋时候的孔子，则与众不同。他却从政治角度去编研《诗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得从《诗经》在春秋时代的社会功用价值去看待这个问题。如《诗经》的政治意图等等。有人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诗歌形式承传政治主张的经书。仅管，这一说法还没有权威的认可，我看是有其合理的东西在为我们展现《诗经》的风***。正是如此，孔子才如此看重《诗经》的社会价值在于其政治主张的诗解。
好，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我的看法，供研究者商榷。
一、《诗经》用文学解读儒家思想
《诗经》在春秋以前，已有零星出现，它收集的是黄河流域一带各诸侯国所辖的民间诗歌(准确地说，是民间歌谣)，特别是“风”中，就有不少来自民间的诗歌。而“雅”和“颂”来自统治阶层及庙堂的歌诗。当时的诗是以歌诗的形式出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诗可以入乐而歌唱的。所以说，《诗经》中的诗，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为宫廷服务的，特别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往往是歌舞升平的必需品。
正是如此，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了。连说话这种常事，都要求人们去学学《诗经》，那简直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学《诗》高”。到了孔子的那个年代，他更是强调学《诗经》的重要性。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其意不言而喻了。当时的贵族们不管干什么公事或出访诸侯国，几乎大多数用语出自于《诗经》里的诗。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成了统治阶层的官方用语，成了官方思想的代言者。
这是其一，其二是黄河流域一带的礼乐文化之大气候下，孔子的故里鲁国(今山东)一带，更是礼乐之邦，深受其影响的孔子，便以礼乐文化为准则，加以其于《诗经》之中，为后来的儒家思想准备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孔子的那个时代，经过收录整理的《诗经》，已经完成，但其编定成书的指导思想以及选稿分类等具体细化工作，相传是孔子及其***完成的。当时没有印刷技术，全靠人工手抄于竹简成书。这一系列活动即孕育了儒家思想，反之，其整过程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引领。所以说，有人说其《诗经》的成书与儒家思想的形成是互为作用的共同体。
据早期的春秋史书《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和《尚书》等史书记载，贵族们在各种重要的场合都用《诗经》来表达各种政治意图。这就有力地佐证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诗经》算是最早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去解读儒家思想的诗歌总集。有人说，“诗歌是政治思想的产物”。这一说法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二、孔子对《诗经》后来的研究拓展了历史空间，跨学科地保存了详实的历史资料
上面，我已经讲过《诗经》的编辑成书的指导思想及其删减选稿等原则，无不体现孔子的儒家思想。近来出土问世的战国竹简文献《孔子诗论》，它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说《诗经》不是孔子编定的，它只能说明在孔子编定《诗经》时，已经有了《诗经》这本书，不过当时的《诗经》真伪混杂，不是现在见到的《诗经》。从当时“周礼”思想的实际需要，需要对《诗经》进行全面的编修。从这个意义层面去解释《诗经》的这个问题，还可以证实《诗经》是孔子编修的，那是完全可信的。现在的《诗经》样本告诉我们：今本《诗经》章次、篇目等的具体运作基本上合符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这就从客观上证明了孔子对《诗经》做了系统整理和编订等重要工作。孔子的这些重要工作，特别是对《诗经》作了进一步调整各篇的乐谱与解读思路，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但是，孔子整理《诗经》的总原则，依然是“述而不作”，基本保持了诗歌原汁原味，为后来的《诗经》的历史性研究，思想的解读，文化文明的深层探源等重要活动，奠定了资料性基础。
在有关《诗经》研究性论著中，我曾提到过《诗经》是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我们可以从孔子主张学《诗》的两大理由里可以得到佐证，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说《诗经》中的很多诗篇中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难怪纳兰成德在他的《毛诗名物解·序》一文中所说的，“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的历史贡献，远远超出了承传诗歌意义的本身，为我们后来的研究其他学科保存了详尽的历史资料。
三、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开创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之先河
说到孔子对《诗经》的历史评论，让我想起在他对《诗经》的编定工作中说过其编修原则是“述而不作”，算是对《诗经》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也算是对《诗经》最原始的评论吧！
孔子后来从《诗经》的社会作用方面，也评论过《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这一评论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诗学领域，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很重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他算是开天之祖。
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家，他们从“兴观群怨”中找到了诗歌批评最原始的批评之路。对“兴观群怨”的历史解读，也算是“各领***数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著名文学批评家孔安国、朱熹以及郑玄和后来的曹操父子还有刘勰等名家对此，也算是“各领***”吧！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解读出诗歌存在的历史意义。一个最为根本的共同点在于诗歌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根本属性在于通过诗歌的阅读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以及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和批评指责执政者为政之失，抒发对苛政的怨情等等其社会作用。这也算是孔子对于诗乃至于所有文艺作品的美学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早期认识和总结。
总而言之，孔子对《诗经》的总的评论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他的这一评论为《诗经》后来的评说定了一个基调或说是一个理论框架。从政治思想方面，解读出《诗经》的“无邪”。为后来的为诗之路，也应让自己的诗“无邪”。这既是诗歌批评的标准，也是诗歌的美学准则。因此，“思无邪”三个字就是孔子对《诗》三百所有诗歌内容的总结和概括。所以有人认为孔子在整理过程中，他的《诗经》删减也是将“思无邪”作为其基本原则的。
从《诗》、《礼》和《乐》这三者看来，它们完全体现了三位一体的基本准则。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基本体现了《诗经》的“温柔敦厚”的社会目的或说是社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的社会职能已经远远突破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范畴，已经将自己的触觉延展到礼乐制度、儒家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里去了。成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实解读者。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孔子对《诗经》及其对中国古代诗歌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及其历史贡献都是史无前列的。特别是对后来的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诗歌文学等等的批评，有着相关重大的历史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历史地证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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