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同为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把韩文与杜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学习过程
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字来历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书年，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 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 名作难 ，便问： 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 人去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 须找个人 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 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 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 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 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 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了，他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订了婚。卢**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完婚。 卢**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 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 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 ，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 ：卢**果有见地,接着说道 ：**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赐教。卢**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肮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赠言中的最后两 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个新名字。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教育思想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但他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观念，维护封建制度，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具有我们当今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但往往又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响的。文学成就
文学创作理论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师说》的作者是韩愈，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韩愈（768～824）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师说》的写作背景
当时的朝败，社会混乱，制度弊端很严重，导致了很多的人对科举失去了信心，所以放松了学业，重视学习的人很少。当时韩愈是当日，国子监这个职务，他想通过这个职务来振兴儒家，改革文坛，然后实现自己的报国梦想。
在当时的社会上嗯很多人看不起读书的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不愿意去求实和上学的观念，然后直接影响了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当时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借用回答李潘的提问，写了这篇文章来改变人们的在求师和求学上的错误认识。想要告诉人们求师和求学，不是一件羞耻的事。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师说
他的诗想象奇特，气势宏伟，追求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而且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之风，提倡先秦，两汉的散文，文学上主张“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他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文学成就
韩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诗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家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像《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韩愈散文气势雄浑，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编辑本段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彩。
编辑本段思想特色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后期与高僧大颠过从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在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纲领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问。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