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莫敢不敬；上好义，***莫敢不服；上好信，***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gouhe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译文：
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选***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
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
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
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孔子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地办交涉；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孔子说：“鲁和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样。”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时说：“他善于管理经济，居家理财。刚开始有一点，他说：‘差不多也就够了。’稍为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就算完备了。’更多一点时，他说：‘差不多算是完美了’。”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三年就一定会有成效。”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呀？”冉求说：“有政事。”孔子说：“只是一般的事务吧？如果有政事，虽然国君不用我了，我也会知道的。”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孔子答道：“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于这样的话。有人说：‘做君难，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难，这不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亡国，有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不可能有这样的话，但有近乎这样的话。有人说过：‘我做君主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我所高兴的只在于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抗。’
如果说得对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吗？如果说得不对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近乎于一句话可以亡国吗？”
叶公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子夏做莒父的总管，问孔子怎样办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纯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
原文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①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①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②，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③安宁，远戎宾服。突厥④自古以来，常为中国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译文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征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征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征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征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征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纯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征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征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征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1)晋阳秋曰：刘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与晋世祖同年，居同里，以旧恩屡登显位。自靖至弘，世不旷名，而有政事才。晋西朝之末，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荆州刺史，***节都督荆、交、广州诸军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汉，值王室多难，得专命一方，尽其器能。推诚群下，厉以公义，简刑狱，务农桑。每有兴发，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奔赴，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也”。时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太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事，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当。广汉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尘，四方云扰，进从横计于弘。弘怒斩之，时人莫不称善。晋诸公赞曰：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不附太傅司马越。越甚衔之。会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将。
(2)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
(3)臣松之案朗此对，但为称述卓功德，未相箴诲而已。了不自申释，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辞如为不相酬塞也。
(4)魏书曰：文帝善朗论，命秘书录其文。孙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为得也。昔“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矣”。易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由此而言，圣人之与大贤，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风，理无降异；升泰之美，岂俟积世哉？“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又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数世之论，其在斯乎！方之大贤，固有间矣。
(5)魏书曰：朗临卒，谓将士曰；“刺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
(6)晋诸公赞曰：望字子初，孚之长子。有才识，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晋封义阳王，迁太尉、大司马。时孚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来未之有也。洪字孔业，封河间王。
(7)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晋骠骑将军，封东平陵公。并见百官名（志）。
(8)魏略曰：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馀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习乃使译呼延，延到，习责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邪？”遂斩之，馀胡破胆不敢动。是后无寇虏。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汉中，诸军还到长安，因留骑督太原乌丸王鲁昔，使屯池阳，以备卢水。昔有爱妻，住在晋阳。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归，乃以其部五百骑叛还并州，留其馀骑置山谷间，而单骑独入晋阳，**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觉；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习乃令从事张景，募鲜卑使逐昔。昔马负其妻，重骑行迟，未及与其众合，而为鲜卑所射死。始太祖闻昔叛，恐其为乱于北边；会闻已杀之，大喜，以习前后有策略，封为关内侯。
(9)臣松之以为习与王思，同寮而已，亲非骨肉，义非刎颈，而以身代思，受不测之祸。以之为义，无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迁云“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故君子不为苟存，不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则所谓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习之死义者，岂其然哉！
(10)魏略苛吏传曰：思与薛悌、郤嘉俱从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挟儒术，所在名为间省。嘉与思事行相似。文帝诏曰：“薛悌驳吏，王思、郤嘉纯吏也，各赐关内侯，以报其勤。”思为人虽烦碎，而晓练文书，敬贤礼士，倾意形势，亦以是显名。正始中，为大司农，年老目瞑，瞋怒无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据。性少信，时有吏父病笃，近在外舍，自白求***。思疑其不实，发怒曰：“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遂不与***。吏父明日死，思无恨意。其为刻薄类如此。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时有丹阳施畏、鲁郡倪顗、南阳胡业亦为刺史、郡守，时人谓之苛暴。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废于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馀人，不与休***，专使为不急。过无轻重，辄捽其头，又乱杖挝之，牵出复入，如是数四。乃使人掘地求钱，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讬简省，每出行，阳敕督邮不得使官属曲修礼敬，而阴识不来者，辄发怒中伤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辄使小吏随覆察之，白日常自于墙壁间窥闪，夜使干廉察诸曹，复以干不足信，又遣铃下及奴婢使转相检验。尝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惊走，头插栅间，号呼良久。类以为外之吏擅共饮食，不复征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孙弼入，顿头责之。弼以实对，类自愧不详，因讬问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岁，闻类出行，当经过，谓其儿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陈恩。”儿扶昌在道左，类望见，呵其儿曰：“用是死人，使来见我。”其视人无礼，皆此类也。旧俗，民谤官长者有三不肯，谓迁、免与死也。类在弘农，吏民患之，乃题其门曰：“刘府君有三不肯。”类虽闻之，犹不能自改。其后安东将军司马文王西征，路经弘农，弘农人告类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为五官中郎将。
(11)魏略曰：既世单家，（富）为人有容仪。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
(12)三辅决录注曰：既为儿童，（为）郡功曹游殷察异之，引既过家，既敬诺。殷先归，敕家具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张德容童昏小儿，何异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略。飨讫，以子楚讬之；既谦不受，殷固讬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难违其旨，乃许之。殷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轸诬构杀殷。殷死月馀，轸得疾患，自说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将鬼来”。于是遂死。于时关中称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贵神之灵。”子楚字仲允，为蒲阪令。太祖定关中时，汉兴郡缺，太祖以问既，既称楚才兼文武，遂以为汉兴太守。后转陇西。魏略曰：楚为人慷慨，历位宰守，所在以恩德为治，不好刑杀。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吏民骚动。天水、南安太守各弃郡东下，楚独据陇西，召会吏民，谓之曰：“太守无恩德。今蜀兵至，诸郡吏民皆已应之，此亦诸卿富贵之秋也。太守本为国家守郡，义在必死，卿诸人便可取太守头持往。”吏民皆涕泪，言“死生当与明府同，无有二心”。楚复言：“卿曹若不原，我为卿画一计。今东二郡已去，必将寇来，但可共坚守。若国家救到，寇必去，是为一郡守义，***获爵宠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尔乃取太守以降，未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楚闻贼到，乃遣长史马颙出门设陈，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使颙鸣鼓击之，蜀人乃去。后十馀日，诸军上陇，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应亮破灭，两郡守各获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长史掾属皆赐拜。帝嘉其治，诏特听朝，引上殿。楚为人短小而大声，自为吏，初不朝觐，被诏登阶，不知仪式。帝令侍中赞引，呼“陇西太守前”，楚当言“唯”，而大应称“诺”。帝顾之而笑，遂劳勉之。罢会，自表乞留宿卫，拜驸马都尉。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筝、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数岁，复出为北地太守，年七十馀卒。
(13)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随韩约为腹心。建安中，约从华阴破走，还湟中，部党散去，唯英独从。典略曰：韩遂在湟中，其婿阎行欲杀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叹息曰：“丈夫困厄，祸起婚姻乎！”谓英曰：“今亲戚离叛，人众转少，当从羌中西南诣蜀耳。”英曰：“兴军数十年，今虽罢败，何有弃其门而依于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远来，独夏侯尔。夏侯之众，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于羌中，以须其去。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也。”遂从其计，时随从者男女尚数千人。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及夏侯渊还，使阎行留后。乃合羌、胡数万将攻行，行欲走，会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见英甚喜，以为军师，封列侯。从行出猎，有三鹿走过前，公命英射之，三发三中，皆应弦而倒。公抵掌谓之曰：“但韩文约可为尽节，而孤独不可乎？”英乃下马而跪曰：“不欺明公。***使英本主人在，实不来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旧，遂亲敬之。延康、黄初之际，河西有逆谋。诏遣英佐凉州平陇右，病卒。魏略曰：阎行，金城人也，后名艳，字彦明。少有健名，始为小将，随韩约。建安初，约与马腾相攻击。腾子超亦号为健。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至十四年，为约所使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为太守。行因请令其父入宿卫，西还见约，宣太祖教云：“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行因谓约曰：“行亦为将军，兴军以来三十馀年，民兵疲瘁，所处又狭，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邺，自启当令老父诣京师，诚谓将军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约曰：“且可复观望数岁中！”后遂遣其子，与行父母俱东。会约西讨张猛，留行守旧营，而马超等结反谋，举约为都督。及约还，超谓约曰：“前钟司隶任超使取将军，关东人不可复信也。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行谏约，不欲令与超合。约谓行曰：“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乃东诣华阴。及太祖与约交马语，行在其后，太祖望谓行曰：“当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随约还金城。太祖闻行前意，故但诛约子孙在京师者。乃手书与行曰：“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约闻行父独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行不获已。太祖果疑行。会约使行别领西平郡。遂勒其部曲，与约相攻击。行不胜，乃将家人东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14)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从弟。初为鄢陵侯彰骁骑司马，（宣王）〔囗囗〕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月馀，及太傅到，乃俱进，然等走。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
(15)魏略曰：初，既为郡小吏，功曹徐英尝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济，冯翊着姓，建安初为蒲阪令。英性刚爽，自见族氏胜既，于乡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虽知既贵显，终不肯求于既。既虽得志，亦不顾计本原，犹欲与英和。尝因醉欲亲狎英，英故抗意不纳。英由此遂不复进用。故时人善既不挟旧怨，而壮英之不挠。
(16)魏略曰：缉字敬仲，太和中为温令，名有治能。会诸葛亮出，缉上便宜，诏以问中书令孙资，资以为有筹略，遂召拜骑都尉，遣参征蜀军。军罢，入为尚书郎，以称职为明帝所识。帝以为缉之材能，多所堪任，试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过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东莞，领兵数千人。缉性吝于财而矜于势，一旦以女征去郡，还坐里舍，悒悒躁扰。数为国家陈击吴、蜀形势，又尝对司马大将军料诸葛恪虽得胜于边土，见诛不久。大将军问其故，缉云：“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欲不死可得乎？”及恪从合肥还，吴果杀之。大将军闻恪死，谓众人曰：“诸葛恪多辈耳！近张敬仲县论恪，以为必见杀，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为胜恪也。”缉与李丰通家，又居相侧近。丰时取急出，子藐往见之，有所咨道。丰被收，事与缉连，遂收送廷尉，赐死狱中，其诸子皆并诛。缉孙殷，晋永兴中为梁州刺史，见晋书。
(17)魏略曰：建字公威，少与诸葛亮俱游学。亮后出祁山，答司马宣王书，使杜子绪宣意于公威也。
(18)魏略曰：逵世为着姓，少孤家贫，冬常无袴，过其妻兄柳孚宿，其明无何，着孚袴去，故时人谓之通健。
(19)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谓援曰：“王府君临郡积年，不知足下曷为者也？”援怒曰：“促斩之。”诸将覆护，乃囚于壶关，闭着土窖中，以车轮盖上，使人固守。方将杀之，逵从窖中谓守者曰：“此间无健儿邪，而当使义士死此中乎？”时有祝公道者，与逵非故人，而适闻其言，怜其守正危厄，乃夜盗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
(20)孙资别传曰：资举河东计吏，到许，荐于相府曰：“逵在绛邑，帅厉吏民，与贼郭***战，力尽而败，为贼所俘，挺然直志，颜辞不屈；忠言闻于大众，烈节显于当时，虽古之直发、据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诚时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后，逵乃知前出己者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后坐他事，当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为之改服焉。
(21)魏略曰：太祖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原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未知所之，有谏者死。”逵受教，谓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实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谏也。”乃建谏草以示三人，三人不获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当送狱，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诣狱。狱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谓狱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职，求缓于卿，今将遣人来察我。”逵着械适讫，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狱视逵。既而教曰：“逵无恶意，原复其职。”始，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原欲令医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本名衢，后改为逵。
(22)魏略曰：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
(23)魏略曰：初，魏郡官属颇以公事期会有所急切，会闻逵当为郡，举府皆诣县门外。及迁书到，逵出门，而郡官属悉当门，谒逵于车下。逵抵掌曰：“诣治所，何宜如是！”
(24)魏略曰：逵为豫州。逵进曰：“臣守天门，出入六年，天门始开，而臣在外。唯殿下为兆民计，无违天人之望。”
(25)魏略曰：休怨逵进迟，乃呵责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弃仗。逵恃心直，谓休曰：“本为国家作豫州刺史，不来相为拾弃仗也。”乃引军还。遂与休更相表奏，朝廷虽知逵直，犹以休为宗室任重，两无所非也。魏书云：休犹挟前意，欲以后期罪逵，逵终无言，时人益以此多逵。习凿齿曰：夫贤人者，外身虚己，内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与物为对，存胜负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彼虽倾覆，于我何利？我苟无利，乘之曷为？以是称说，臧获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忧，冒难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显于明君，惠施于百姓，身登于君子之涂，义愧于敌人之心，虽豺虎犹将不觉所复，而况于曹休乎？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
(26)魏书曰：逵时年五十五。
(27)魏略曰：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脩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
(28)晋诸公赞曰：充字公闾，甘露中为大将军长史。高贵乡公之难，司马文王赖充以免。为晋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鲁公。谥曰武公。魏略列传以逵及李孚、杨沛三人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继逵后耳。孚字子宪，钜鹿人也。兴平中，本郡人民饥困。孚为诸生，当种薤，欲以成计。有从索者，亦不与一茎，亦不自食，故时人谓能行意。后为吏。建安中，袁尚领冀州，以孚为主簿。后尚与其兄谭争斗，尚出军诣平原，留别驾审配守邺城，孚随尚行。会太祖围邺，尚还欲救邺。行未到，尚疑邺中守备少，复欲令配知外动止，与孚议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内，且恐不能自达。孚请自往。”尚问孚：“当何所得？”孚曰：“闻邺围甚坚，多人则觉，以为直当将三骑足矣。”尚从其计。孚自选温信者三人，不语所之，皆敕使具脯粮，不得持兵仗，各给快马。遂辞尚来南，所在止亭传。及到梁淇，使从者斫问事杖三十枚，系着马边，自着平上帻，将三骑，投暮诣邺下。是时大将军虽有禁令，而刍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称都督，历北围，循表而东，从东围表，又循围而南，步步呵责守围将士，随轻重行其罚。遂历太祖营前，径南过，从南围角西折，当章门，复责怒守围者，收缚之。因开其围，驰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绳引，孚得入。配等见孚，悲喜，鼓噪称万岁。守围者以状闻，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复得出。”孚事讫欲得还，而顾***必急，不可复冒。谓己使命当速反，乃阴心计，请配曰：“今城中谷少，无用老弱为也，不如驱出之以省谷也。”配从其计，乃复夜简别得数千人，皆使持白幡，从三门并出降。又使***持火，孚乃无何将本所从作降人服，随辈夜出。时守围将士，闻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观火，不复视围。孚出北门，遂从西北角突围得去。其明，太祖闻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见尚，尚甚欢喜。会尚不能救邺，破走至中山，而袁谭又追击尚，尚走。孚与尚相失，遂诣谭，复为谭主簿，东还平原。太祖进攻谭，谭战死。孚还城，城中虽必降，尚扰乱未安。孚权宜欲得见太祖，乃骑诣牙门，称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见之，孚叩头谢。太祖问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强弱相陵，心皆不定，以为宜令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公谓孚曰：“卿便还宣之。”孚跪请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还入城，宣教“各安故业，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还报命，公以孚为良足用也。会为所间，裁署冗散。出守解长，名为严能。稍迁至司隶校尉，时年七十馀矣，其于精断无衰，而术略不损于故。终于阳平太守。孚本姓冯，后改为李。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干椹，收蒙豆，阅其有馀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馀斛，藏在***。会太祖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馀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干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辅政，迁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累迁九江、东平、乐安太守，并有治迹。坐与督军争斗，髡刑五岁。输作未竟，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从徒中起为邺令。已拜，太祖见之，问曰：“以何治邺？”沛曰：“竭尽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顾谓坐席曰：“诸君，此可畏也。”赐其生口十人，绢百匹，既欲以励之，且以报干椹也。沛辞去，未到邺，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驰骑）〔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沛为令数年，以功能转为护羌都尉。十六年，马超反，大军西讨，沛随军，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过，其馀未毕，而中黄门前渡，忘持行轩，私北还取之，从吏求小船，欲独先渡。吏呵不肯，黄门与吏争言。沛问黄门：“有疏邪？”黄门云：“无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头，与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帻皆裂坏，自诉于太祖。太祖曰：“汝不死为幸矣。”由是声名益振。及关中破，代张既领京兆尹。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沛本以事能见用，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后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又不肯以事贵人，故身退之后，家无馀积。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原文及翻译：古文直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对译、移位、增补、删除、保留等。
1．对译
对译是按原文词序，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这是直译最基本的方法，也是直译的第一个步骤。古今汉语词序一致，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今译时不用改变原句词序，只要从现代汉语中选择恰当的词语来翻译原句中的字词就可以了。
对译的好处是逐字逐句落实，可以避免漏译——漏译是初学时经常出现的问题。由于古今汉语句子结构的相同之处很多，所以凡是能够对译的地方都要对译。对译有困难或对译后意思表达还不够清楚、句子不通顺的，才能用移位、增补等方法作适当的调整。
2．移位
移位是指古代汉语某些词序与表达方式与现代汉语不同，翻译时要按现代汉语表达习惯移动词语位置。
3．增补
增补是指古代汉语省略或表达过于简古的地方，今译时要作必要的增补。
增补词语时应该慎重，要“惜字如金”，只有在不增补词语原意就无法表达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增补。
4．删减
与“增补”相反，删减是指原文中个别词语可以删掉不译。文言文中某些表达方式和某些虚词，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也没有类似的句法结构和相应的虚词，遇到这种情况，只要译文已把原文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个别词语可以不译。
5．保留
保留指原文中有些词语可以不译而直接保留在译文中。
凡古今意义相同的词语，特别是许多基本词汇，如人、牛、山、草等，当然可以保留不译；象一些表示已经消失的古代事物的词语，诸如人名、国名、历史地名、民族名及官号、年号、谥号、特殊称谓、特殊学术用语以至专业术语等，一般都可保留不译。
上述五种具体方法中，对译是最基本的，其他几项则是根据具体情况在对译基础上的调整。我们在今译时应当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以求既准确地译出原文内容，又行文通畅，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和表达习惯。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形成中国式大乘佛教的基本理论，还聚集了一批能以生命殉道的信徒，一时人才济济。但双林寺地处偏僻，虽然“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惟行化一方，法不广被。必须感动人皇和京城的贵族官员，才能将他的教法普及开来，达到“通被慈悲，义无偏党”的效果。
其时，梁武帝宣扬佛教，京城高僧云集。但是朝野对傅大士是很不理解的，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的看不起他，也有的妒恨他。不过他的***，如慧集、傅普愍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原文是：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土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泫(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
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这次***之后，梁武帝又于寿光殿单独宴请大士开讲玄妙的理论，整整谈了一天。
有一次，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 陛下“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后人苏东坡写的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门槌，为君打鼓。”讲的就是这桩事。
志公和傅大士是同时代人物，但志公比傅大士年长，而且声望之隆，在傅大士之先。达摩***到中国的时期也在志公与傅大士之间。南怀瑾先生说：“唯有志公、傅大士等中国禅，可称为中国大乘禅作略，才有透脱佛教的形式，滤过佛学的名相，潇洒诙谐，信手拈来都成妙话，开启唐宋以后中国禅的禅趣——‘机锋’、‘转语’。尤其以傅大士的作略，影响更大。”
傅大士的名声得到了佛教高僧大德的敬重。如慧和法师者，年末二十已深究诸佛秘藏，讲论无敌。时归依头陀寺隐法师，及隐公将欲迁化，法师乃计谋后事，问：“谁可依止?” 隐公答曰：“东阳傅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为师。”于是法师礼谒请为***。说明傅大士影响之大。
同元年(535)四月，他回到云黄山。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大士三次到京师，结交了梁武帝，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领袖，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