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什么意思_昨夜寒蛩不住

tamoadmin 成语问答 2024-06-06 0
  1. 口王耳是什么字
  2. 古代文学史:以《新乐府》为例,说明白居易讽刺诗的优劣
  3. 提出“文章合为时者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著名主张的唐代诗人是?
  4. 白居易写过那些诗 ?
  5. 简述中国唐朝诗人三个代表人物?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府》还***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什么意思_昨夜寒蛩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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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用。

口王耳是什么字

那首啊?他讽喻的诗歌比较多。

下面是找的别人的。你看看行不

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直到今天,他的《秦中吟》、《***府》仍然有着鲜活的现实意义。留待这节课要讲的,是其艺术特色。说起来,白诗的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同样在白居易生前,人们不甚了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与元九书》

到今天,因为白居易的讽喻之“意激”而褒其政治性强,“言质”而贬其艺术性差的,大有人在。我上节课说过,《秦中吟》,尤其是《***府》中的大量诗篇,以及其他一些讽喻诗,艺术性相当讲究。《长恨歌》、《琵琶行》等等,人们的分析已经很多了,而对讽喻诗,关于思想性的论述远远多于艺术性的探讨,所以这节课我们专谈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拿不同性质类别的诗来比较其艺术的高下,没意义,或者说无从比较。打个比方,唱歌,有美声有通俗,比赛的时候是分开进行的,各有各的标准,诗也一样,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这些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

白居易的讽喻诗呈现出哪些艺术特色?我看至少有这样几项:

(一)、塑造典型;

(二)、构架情节;

(三)、突出对比;

(四)、结合议论。

我们以诗或诗句为例逐项分析。

第一,先看怎样塑造典型。

白居易说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其实不止《秦中吟》,他所有的讽谕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这个我们先以《卖炭翁---苦宫市也》为例。当时的宫市什么样?《新唐书》这样记载:“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韩愈《顺宗实录》有一句:“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可见受害者很多,白居易所听到的,不会少,但他只写一个卖炭的老翁,原因一定是最悲最实,而在写的过程更集中于一个“悲”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两句话,抓住三个部位,描出三种以上的颜色:脸、鬓、手,脸色焦黄、鬓发苍苍(苍苍就不止一种颜色)、十指乌黑,结合上下文读者知道了他是自己砍柴自己烧炭自己推车来卖,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已经令人感到心酸了。而“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问一答,十四个字,勾勒出一种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仅仅活命而已,如果卖不到钱,就没有活路。这就已经够悲了,但诗人还在继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诗人为什么这样继续?是行文悲到极处的需要。悲到极处之后,“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断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老人的活路!

我们再以《上阳白发人》为例,继续看诗人怎样选择题材塑造典型: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此诗前,白居易有一段注: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

这段注,第一说明“其事核而实”,第二说明这样的宫人一关就是30---60年,第三说明这样的“别所”不止一处。但为什么只写“上阳”?“后宫佳丽三千人”为什么只写这一个?同样是为了极致其悲,为了塑造典型。不去罗列大量的后宫女子和她们的种种遭遇,而只选取一个终生被幽禁的宫女。不写她的青年的美貌,却是写她的老年的龙钟;不写她的希望,偏偏写她的绝望。一轮一轮的春夏秋冬,多少个难捱日落的白天,多少个展转不眠的长夜。宫中鸟儿宛转的呜叫,原来还心烦意乱,现在看到梁上双飞双栖的燕子,也不再羡慕它们。诗人是这样只通过这一位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就形象地概括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作典型。

唐代以宫怨为主题的诗歌多得很,但大量是用绝句形式描写宫女的某种哀怨情绪,我们不必举别人的例子,仍用白居易的,试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这两首绝句当然也很好,但不是用典型反映一般,是用取其一端写出某一侧面的手法。而《上阳白发人》,是以一个宫女一生的不幸为典型,加以细致、具体、生动的刻画,反映的却可以说是2000年中几十万宫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第二,再看怎样构架情节。

构架情节,就是要叙述故事,有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有故事的背景和人物关系,还要有大量的细节来丰富充实,使人如见如闻身临其境。《上阳白发人》,一个宫女一生的故事;《卖炭翁》,一个老人和两个太监一上午的故事;我们再看诗人白居易和一位“村老”以及一帮“暴卒”一晚上的故事,这就是《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时年三十九岁,正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餐。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早晨,诗人白居易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的村中。村农见了非常高兴,摆酒欢迎。举起酒杯还没有来得及喝,突然冲进来一帮横暴的士兵;他们身穿紫衣,手拿刀斧,乌七八糟的有十多个人,不由分说,抢过杯子就喝酒,又把盘中的饭菜糟蹋干净。主人退到后面站立,束手束脚,倒好像是外人。院中有一棵珍贵的大树,已经生长了三十个年头,主人哪敢可惜它,只能任凭暴徒拿斧头砍断树根。这时我们才知道,上面抢夺酒食只是一个序幕,***在这呢,暴卒们要砍树,这才是他们闯来的目的。从下文暴卒的“口称”和诗人对“村农”的劝戒中,我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口称***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那些暴卒自称属于神策军,是***造府派来伐木料的。主人啊,你千万不要再说了,神策军的头领正承浩荡皇恩!这两句,是诗人的话。我们再想想,暴卒要砍树,白居易能不阻拦吗?可也没拦住。白居易何许人也?皇帝身边的左拾遗,翰林学士,很多宰相翰林学士出身啊,神策军都不放在眼里,他们还能把普通百姓放在眼里?所谓“神策军”,即当时的禁卫军。从贞元年间开始,特设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元和初年,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这简直是让个太监担任全国军队的统帅了,所以白居易曾上书极力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指的就是吐突承璀。白居易真不愧为大家,层层深入地谋篇布局,颇具匠心:开始“暴卒”来历不明,后来他们自称 “神策军”,再揭出他们的后台“中尉”,最后“承恩”,只两个字,让全诗主旨豁然开朗:“神策军”为什么如此嚣张?正因为皇帝宠幸他们的头目---大太监吐突承璀。这首诗不在《秦中吟》、《***府》中,但也属于讽喻诗,讽喻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啊?难怪使得“握军要者切齿”。

第三,看如何突出对比。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上节课讲过的《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我想仅就这两首看,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没有余韵”。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

第四,看怎样结合议论。

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有的用其他手段,就没有议论,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也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宰相宋开府”指贤相宋璟,这两句说的是***初天武军牙将郝灵佺斩突厥默啜,自谓有不世之功,可是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请赏而滥用武力,并不封赏他。“天宝宰相杨国忠”两句所指的事情,我们在杜甫系列讲过,杨国忠两次挑起与南昭的战争,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这是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

最后,我们借古人的评说,谈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点,这就不止限于讽喻,白诗语言的总体风格是通俗平易,只引古人之言即能说明,所以我们不再多分析。

《***府》的序中“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几句,除第三句“其事核而实”外,其他三句都是白居易对自己诗歌语言的要求:

“辞质而径”,质朴、易懂;

“言直而切”,直率、准确;

“体顺而肆”,流畅、上口。

要达到这几项要求,并非容易。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的《瓯北诗话》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有一首诗,最形象最准确地道出了白诗的特色: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我们就用刘禹锡的这一句“仙人衣裳弃刀尺”作这一讲的题目,那就不只是论白居易的讽喻诗了,也不止是论语言特点了,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形象地概括了白居易各类诗歌共有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天衣无缝。

古代文学史:以《***府》为例,说明白居易讽刺诗的优劣

郢。

读音:yǐng?

释义:古代中国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附近。

组词:

1、郢人斫垩?[ yǐng rén zhuó è ]?

释义:比喻成熟、高超的技艺。同“郢匠挥斤”。

出 处:元·刘敏中《最高楼》词:“郢人斫垩元无迹,仙家种玉不论畦。”

2、郢匠挥斤?[ yǐng jiàng huī jīn ]?

释义:比喻纯熟、高超的技艺。

出 处:《庄子·徐无鬼》载,匠石挥斧削去郢人涂在鼻翼上的***,而不伤其人。

3、郢书燕说?[ yǐng shū yān shuō ]?

释义:郢: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都城;书:信;燕:古诸侯国名;说:解释。比喻牵强附会,曲解原意。

出 处:先秦·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4、郢中白雪?[ yǐng zhōng bái xuě ]?

释义:指高雅的乐曲或诗文。

出 处:典出战国·楚·宋玉《答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5、郢人斤斲?[ yǐng rén jīn zhuó ]?

释义:同“ 郢匠挥斤 ”。唐 刘禹锡 《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 郢 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提出“文章合为时者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著名主张的唐代诗人是?

作为诗歌运动,***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与汉乐府相比,***府未能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具有人民性。

白居易,子乐天,“君子居易以俟命”,“乐天知命故不忧”。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乐天居易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因与其所在时代相关,他的诗歌创作以其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特点,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白居易的诗主要有前期的讽刺诗和后期闲适诗,讽刺诗为白居易诗歌的主要类型之一,以激越梗直的措辞,切中时弊,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在古代批许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因而颇受后世的重视。

从白居易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唐时期士大夫们的精神面貌和典型心里,他的人生观念和诗歌创作是中唐特定社会阶层生活条件的反映。白居易以整个诗歌艺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个世界,其讽喻诗是特定时代、特定心态的产物,创作目的是“可歌生民病”。下面就通过介绍两首白居易典型的讽刺诗来了解其独特的风格:

《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从本诗的介绍中了解到:诗题《轻肥》取自于《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有来概括豪奢生活。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如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 紫 ,掌握了***,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后呼应,相互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帮。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描写他们的奢,但也写出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照晨光”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用他油光滑水,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肥肠,

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会内臣行乐图,以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高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悲一乐,却判若天壤。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做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是读者惊心动魄,却是十分精彩的一笔!(霍松林)1 此首诗中,诗人选取了宦官奔赴军中宴会途中骄气凌人的情形与宴会的奢侈,在末尾笔锋一转,沉痛指出,号称富庶江南,因大闹荒灾,饥民相食,与宦官的奢侈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触目惊心。2 在我看来,此首诗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是诗人成功地用这首诗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没有用太多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太丰富的想象,仅仅运用了白描手法,真切的展示了社会的不公与现实的残忍。本诗还有一大特色是运用了对比:将宦官、将军们的奢华*逸与老百姓民不聊生这两大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放在一起,诗人并没有做过多的说明,我们即可从诗中读出个中意味。我们似乎从这里可以感觉到“此时无声胜有声”。 本诗不是纯粹的为写诗而写诗,诗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以这首诗有其深层的含义,讽刺是其主题之一。我们初中还学过同样一首讽刺艺术极高的诗:

《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卖炭翁》是白居易《***府》组诗中的第三十二首,自注云:“苦宫市也”,“宫市”的宫指皇宫,市是买的意思。皇宫所需物品,本来由官吏***购,官吏就向市场上去拿,随便给点钱,实际上是公开掠夺。

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碳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画活出卖炭翁的肖像,而劳动之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写卖炭翁的碳是自己艰辛劳动的成果,这1

2 《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 第328页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唐诗研读》第108页

就把他和贩木碳的商人区别开来。***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碳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情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的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馀劲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后面久违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可怜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吧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贱碳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希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了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怎能不催人泪下!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临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有是多么可怜的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此。作者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生活只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做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正单衣”,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做陪衬,诗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碳贵,可以多换一些衣服和食物。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碳,千馀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衬出“宫市”掠夺只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它在矛盾冲突的***中嘎然而止,因而含蓄,更有力,更引

3人深思。扣人心弦。(霍松林)

这首诗深刻地揭示了“宫市”的无赖与残酷,而卖炭翁的形象与心里也刻画的十分成功,尤其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两句格外精警,刻画了在艰难处境中的卖炭老人细微复杂的心里活动,非常之贴切。在表现上,此诗没有运用他在讽喻诗中惯用的“卒章显其志”的手法,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憎,而是以事实和形象本身显示诗人的情感倾向,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的余地。4 《卖炭翁》的意义,远不止于对宫市的揭露。诗人在卖炭翁这个典型形象上,概括了唐代劳动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在卖炭这一件小事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读着这首诗,我们所看到的决不仅仅是卖炭翁一个人,透过他,仿佛有许许多多种田的人、捕猎的人、打渔的人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虽然不是"两鬓苍苍十指黑",但也各自带着劳苦生活的标记;他们虽然不会因为卖炭而受到损害,但也各自在田租或赋税的重压下流着辛酸和仇恨的泪水。《卖炭翁》这首诗不但在当时有积极意义,即使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

《卖炭翁》的艺术性也是很高的。诗人在开头八句里,先对卖炭翁做了一番3

4 《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地330、331、332页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著《唐诗研读》第108页

总的介绍,介绍得那么亲切、自然,就像介绍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然而深情的十四个字,就活生生地勾画出他的外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同样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深刻地刻划了他的内心活动。这番介绍就好像一串**画面,从南山的远景开始,镜头平稳地拉近,然后就接连几个大特写:两鬓、十指、灰尘满面、衣衫褴褛,使人触目惊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是白居易非常典型的一首讽喻诗,作者通过卖炭翁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了整个社会中劳动人民的悲苦生活。用这种以个别表现一般的目的是要揭露宫市的弊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不幸,同时也表现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希望引起当朝者注意。

这也是一首叙事诗,作者仅用二十句一百三十五字,便完整地记述了一位卖炭老人烧炭、运炭和卖炭未成、被宫使掠夺的全部经过,层次清楚,脉络分明。全诗有叙述,有描写,有细节,有对比。笔法简洁,语言精练,在概括、剪裁和渲染等方面,处处显出诗人的匠心。尤其是结尾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正如《唐宋诗醇》卷二十所说:“直书其事,而其意自见,更不用着一断语。”

有人说《卖炭翁》不如《长恨歌》艺术性高,这就好象是把通俗歌手和美声歌手放到一个组里比赛了。有人说,白居易的讽喻诗过于直白,尽露,缺乏婉转含蓄,没有余韵,他这是拿爱情诗的标准来衡量了,如果有这几项缺点,绝不是好的爱情诗,但是要求讽喻诗写得婉转含蓄余韵无穷,可就荒唐了。谁能够把“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婉转含蓄一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样激愤的斥责,还需要什么余韵吗?如果有余,那就是没能痛快淋漓,正是讽刺得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按讽喻诗性质的要求,来分析其艺术形式,越能把讽喻内容表达得充分透彻,说明它的形式就越臻完美,艺术特色就愈加鲜明。 白居易想通过他的讽喻诗兼济天下,可是这个志向在生前没能实现,但在他身后,却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普济天下苍生。最后引用刘禹锡的一首来概括白诗的特点: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

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

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

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白居易写过那些诗 ?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

马伯成 作于 20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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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

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

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

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

县令,徐州、襄州别贺。

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

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

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

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

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

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

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

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

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

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

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

(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

(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

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

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

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

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

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用,写有《寓意》

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

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

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

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

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

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

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

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

《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

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

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

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

促进***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

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他的这些奏状和

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

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

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

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

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

(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

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

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

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

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

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

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

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

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

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

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

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

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

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

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

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

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

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

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

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

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

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

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

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

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

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

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

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

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

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

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

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

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

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

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

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

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

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

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

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

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

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

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

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

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

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

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

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反

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

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

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

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

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

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

刺作用。由于当时***和政治***,他在“美刺”

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

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

“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

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

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

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

“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

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

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

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

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

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

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

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

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

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

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

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

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

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

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

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

评。

白居易手迹石刻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

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

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

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府者”,

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

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

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

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

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

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

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

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

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

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

中包括《***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

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

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

《***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

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

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

《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

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

《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

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

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

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

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

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

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

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

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

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

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用直赋其事的方法。

《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

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

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

诗则***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

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

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

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中饱和小民惨

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

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

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

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

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

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

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

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府》还***用了“三、

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

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

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

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

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

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

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

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

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

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

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

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

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唐代坎曼尔书白居易《卖炭翁》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

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

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

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

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

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

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

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

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

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

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

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

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

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

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

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

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

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

“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

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

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

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

《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

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

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

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

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

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能

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

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

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

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

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

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

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

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

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

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

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

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

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

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

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

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

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

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

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

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

以水涨船动为船活,***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

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

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

“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

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

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

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

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

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

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

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

《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

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

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

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

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

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

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

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

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

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

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

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

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

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

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

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

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

《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

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

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

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

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

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

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

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

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

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

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

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

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

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

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

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

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

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

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

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抄

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

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

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

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

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

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

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

1***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

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

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

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

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

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

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

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

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

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参考书目

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中

华书局,北京,1962。(顾学颉)

简述中国唐朝诗人三个代表人物?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府》还***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贺知章评李白,李白亦自诩)。汉族,唐朝诗人,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静宁县),一说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4岁迁居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这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一说生于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李白的剑术在唐朝可排第二(在裴旻之下),但是,如果李白弃文从武,专心研究剑术,相信是不会亚于裴旻的。与李商隐、李贺三人并称唐代“三李”。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这与他的三大思想之一的侠士思想有关),《野史》上有若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他的一生,游历遍迹了大半个中国。李白不愿应试作官,但诗名远播,诗歌在当时已经唱响天下,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可历史上没有韩荆州对于李白的回复,直到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名震天下,杜甫《饮中八仙》里就有“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奇句。在当时封建王朝复杂历史的背景下,李白又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一说喝醉了酒,在水中捞月亮而死。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府》还***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写过的诗有:

《池上》 《买花》 《轻肥》 《忆江南》《 卖炭翁》 《自河南经乱…》《 长恨歌》《 暮江吟》《 白牡丹》《 问刘十九》 《钱塘湖春行》 《琵琶行》《 寄微之三首》《 上阳白发人》《 赋得古原草送别》《 送兄弟回雪夜》 《和元九悼往感旧蚊帱作》《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后宫词》

李贺(790~816) ,唐代诗人,字长吉,世人称他为“诗鬼”.福昌昌谷(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此称他为李昌谷.有“诗鬼”之称.

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系远支,与皇族关系已很疏远.其父晋肃官位很低,家境也不富裕.他“细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15、16岁时,已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元和三、四年间,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李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避父讳不举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无奈“阖扇未开逢猰犬,那知坚都相草草”,礼部官员昏庸草率,李贺虽应举赴京、却未能应试,遭馋落第.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旋即因病辞官,回归昌谷.后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依张彻一个时期.他一生体弱多病,二十七岁去世.因仕途失意,李贺终生郁郁不得志,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写诗上,诗歌创作充满了深沉的苦闷.

李贺(4张)

在京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有得诗句,即写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死前曾以诗分为四编,授其友沈子明.死后15年,沈子明嘱杜牧写了序.人们出于对李贺的怀念,传说李贺临死时,见天帝派绯衣使者相召到天上白玉楼作记文;又传其母一夕梦见李贺,说他正为天帝作白瑶宫记文(李商隐《李贺小传》及张读《宣室志》).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李贺曾自编其集.有《李贺诗歌集注》.生平见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诗词《雁门太守行》列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学期第六单元诵读与欣赏,7年级下语文版25课古诗5首之一.[2]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喜欢在神话故事、鬼魅世界里驰骋,以其大胆、诡异的想象力,构造出波谲云诡、迷离惝恍的艺术境界,抒发好景不长、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文献通考》中说:“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岁寒堂诗话》中说:“李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