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美院可有奇人乎？答曰：章祖安先生正是。兹为先生拈出三奇：
第一奇，文武奇人。先生学养丰厚，著述审慎，绝少长篇宏论，所著文章却最善鞭辟，针砭文坛时弊，发前人所未发，批时人所未曾批。美文如惠风在衣，蕴带痛快淋漓之感。他的《易》学研究，海内成一家言。他的〈论书之清厚奇古〉等已成今日书坛名篇。先生文思深妙，武学精邃，正是今日不可多见的文武奇人。
第二奇，书艺奇遒。先生书艺，笔力遒劲，骨势雄强。他的笔时而力拔千钧，排山倒海；时而简静沉厚，雍容旷达，最让人想到那一簇锋芒在使转运行之间凝于中心的力量，既重厚实，又倡洞达。用笔如用神，总在命笔蜿蜒的尾端之所，凛出笔头的劲节与针芒，如有激湍灌注其中，瞬息之间辨出沉雄与遒劲，浑然与锋芒，正所谓出其不意的遒劲，是为奇遒。
第三奇，风骨奇狷。章先生心存盘郁，因他世事都能看得确切，言说著文之时，机锋特锐，妙语迭出，有时不免会伤到自己。他的严谨治学育人，也未必得所善报。但却贵存其真，狷介不阿，率直不虚。言谈到高妙处，眉飞色舞，放怀不已，得意忘形之状可掬，豪爽天***也。所以他的书斋号“佛魔居”。佛魔同体，道力相激，爱恨纠结，判断却只在须臾。先生举此名号，已将人世的极善与极恶集于一体，非一般的风骨可言，必有过人的胆识和超然的胸壑，在忧悬与欣慰、无奈与反省、寂寞与浪漫之间，轮流转来，最后化作晋人一般的沉郁与洒脱，化作那一瞬间风行雨注、绝然冲跃的沧海放怀。
孔仲起：章祖安书法，于章法布局上十分讲究，笔笔变化，字字不同，这使他的作品在形式上显得多元丰富，绝无面貌单一之感。然而这种讲究并非刻意，它既有大量的书写日课作为基础，更需要作者刚健活泼的内在情绪的支撑。笔线的丰富变化，饱含着笔力和节奏的跌宕律动，时如剑气迎人，芒寒色正。作为大家，他在形式上决不取悦大众，因此其笔下往往险韵萧萧，古劲坚厚，有高寒难近之累。至其结字之奇，尤可谓当今独步。从近年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注重笔墨间自然流动的气韵以及线条的节奏感固然是他一贯的追求，然而，他似乎更强调那种重拙厚大与精微奇变极远离又极融合的对立美，追求一种极致的中和，并力求与自己固有的涵养及文化品格相表里。章祖安先生认为：“节奏感”是书法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力所在；极不和谐而极和谐则是中和美的最高境界。
何怀硕：祖安先生的书法，最大的特色便是他强调的“书外功”。古代书家早已发现宜从自然世界与现实生活中去汲取活泼泼的创造性的灵感。而祖安先生更有一绝，就是将他自己精熟的武功的节律移入染翰操纸之节律中，这是祖安先生独特的另一种“书外功”。如果没有身体力行，而且老到精通那些运动的技能，就不能厚积这个功力，也就不能在笔法中潜融这些技能的妙谛。其他读书、为学与人格修养，更是古今共识的“书外功”，祖安先生学养之丰厚，更不必赘述。
王冬龄：章老师学问深醇博大，其《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意境阔大，理念宏深，不愧为经典之作。章老师书法四体皆工，造诣极高。记得我在读研究生期间，章老师的小行楷书一展示，就光彩照人，独领***。后见其书房壁间挂满《石门颂》风格的作品，风神卓绝，其笔性功夫，令人折服。后来章老师又钟情草书，虿尾银钩，不同凡响，近年又握铁笔作印，可谓一鸣惊人。近两年章老师的书法更加浑朴厚重，大气磅礴，使转纵横，更加神***奕奕。实缘胸次广、学问深、悟性高所至。
章祖安老师作为艺术教育家，强调正脉，强调学养，强调功力，强调传承，因此他身体力行，一往无前。也许是章老师在学术界的威望太大，一些人对其书法成就认识不足，可以说是“书名为学名所掩”。但正如龚自珍所说：“书家有三等，一为通人之书，文章学问之光，书卷之味，郁郁于胸中，发于纸上，一生不作书则已，某日始作书，某日即当贤于古今书家者也，其上也。”所以对章祖安老师的书法艺术，亦作如是观。
刘涛：秋农先生自题的“佛魔居”，取“佛魔同体”之意，大概就实体本性而言，表示一体不二。这境界，不用多说。“佛魔居”是用行书大字题就，写得奇好，笔墨饱满，神完意足。几行小行书的题记，锐气的精彩。秋农先生有古典文学专业的训练，有传统文献学的修养，而且1961年以来就在浙美书法专业教书，对书法文化有整体把握。这些年，秋农先生一直指导书法专业博士生，大约师生相激，写字的兴趣更为浓厚。曾经收到他发表的两件长卷之作，一件是《黄石斋逸诗卷》，一件是《敬跋马一浮赠沈尹默诗手迹》，字都不大，点画坚实，气势沉厚，似有蠲叟书写的苍劲感。我曾见过他临写的汉隶书作，还有自运的楷书，一例是笔力充沛，神形并茂。我没有见过秋农先生写字，观其书迹，感觉他写字，行笔不是一划而过的流利，像是粘在纸上，笔力贯注到笔画的尽处，骆恒光先生名之为“糯”。看他笔画的转折映带，也是尽其笔势。秋农先生欣赏笪重光《书筏》“法在用笔之合势”那句话，他写字，大概就是以“合势”为法。
白谦慎：杜子美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董香光论书云： “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 最近，我通读了章先生的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是二十多年后的重读，深感它们都经历住了时间考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佳作。章先生以学问为千古之事，作书刻印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他的《石门颂》临本、有黄石斋遗韵的小字、气势磅礴的榜书、他刻的“佛魔居”、“佛魔”等印章，没有丝毫的苟且，却又沉着而生动，笔笔刀刀“都有精神处”。
刘恒：章祖安先生的书法最直观的特点是用笔沉实肯定，点画厚重雄浑，除了起笔收笔处，在行笔过程中绝少提按的变化，尤其是饱墨铺毫，裹锋绞转的习惯，都具有典型的碑派书风技法特征。同时，章先生在用笔上还有自己的发挥，例如在书写时并不专主用锋，而是锋、腹并用，遇到从右向左的笔画，往往偃笔逆入，锋、腹同时着纸以求坚劲之势，在2008年《茶》字立轴的长篇款识中，他对此有专门的阐释，并且自称之为“铲笔”，矜为创格。碑派书风在点画形态上不斤斤于细致精到，而更注重力量与气势，章先生的书法也是如此。他的作品不仅下笔沉重厚实，而且转折处皆是重按圆转并辅以顿挫，虽墨枯锋绞亦在所不顾，因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苍茫、迟涩的意趣。在结字体势方面，章祖安先生将楷、行、草、隶熔铸一炉，变化运用。他的字以行草居多，但面貌不同于常见的帖学样式，其中融入了许多隶书乃至章草的成份。如立轴《书法为慢熟之艺术》、《模糊反精到》，匾额《健硕楼》、《思齐居》等作品，笔画舒展伸纵，送锋到底，结字凝重简练，姿态质朴，都给人一种生拙老辣的感受。面对这样的作品，观者的注意力已不在于笔致的精妙或字形的秀美与否，而更多的是在体会书写者对传统的理解、选择以及充满个性的运用发挥。在章先生笔下，点画、字形已经不是表现的目的，而是成为一种媒介，作品真正表达的则是作者的审美格调与性情。
祁小春：章先生书法中不时会流露出一种“俏皮”的趣味来，这种趣味显然不同于诸如雄强遒媚、雅致秀逸等书风特征，而是游离于其范畴之外的另一种东西，我以为那是一种洋溢着书写者人生感悟的意趣，无足够的学术涵养与艺术自信者，断难有此大境界。……我觉得“清、厚、奇、古”这些意趣都能从先生的书法中感受到，但我甚至还感受到了章先生的书法中多学养之气、少学究之气。提升到国学层面，其学有如心性之学，而非汉儒章句、清儒考据之学……。
唐吟方：章先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家，他写字重“道”、循“理”、见“性”，反映在具体作品上，书写条理清晰，外表看似朴实，内质异常丰富，讲究书法的气象，他谈笔法也是以内质充盈为前提，故他的字是技术、形式、精神内涵的综合呈现，在做字、秀技、炫耀形式成风的书坛大背景下，章先生所坚持的书法传统在精神上与二王书风一脉相承，有潇然出尘之致。浙江的老一辈谢世后，能接步前辈书写风范的，大概只有章先生等少数人。
白砥：章先生的书法，决不是一眼望去让人觉得好看的那种，以致有不少人认为章先生主治文史之学，书法只是其旁好。但若简单梳理一下章先生的书学之路，尤其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代表作品，你会发现在新时期之初，当大多数书人还停留于基本法则的解读与学习时，先生则已站在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在创作了。直至今日，先生的书法处处体现出对传统书理的追求与实践。而越至近期，其“厚”、“黑”、“大”的美学理念越加明显。……先生对古人与近人的取法，一直抱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也就是说，他的取法点完全落在自我的审美意识上，即不论是颜真卿、《张猛龙碑》、汉碑、黄道周以及马一浮、弘一、陆维钊等，都是围绕他建立“厚”、“大”、“黑”、“清”、“古”的审美理想服务的。……在今天电脑文化已普遍替代传统文化的时代，守望书法这块仍带有很深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园，并继续进行挖掘与开拓，章先生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样板案例——书法家需要有学养，同时更需要把这学养直接体现在书法创作的形式之中。
许洪流：在我的有限认识中，秋农先生对书法之“法”主要着力于两处：一是用笔合势，二是感悟自然。当然，此仅为手段，“要使所书汉字形象具有生命感，而且不仅整体之生命感，每个零件均须有生命感，也就是每笔均须体现出生命之律动”（《章祖安书法集》自序）。其近年作品《松风台》，便是充分体现这一艺术追求的典范。试观“松”字“木”旁的撇，顺长竖收杀之余势，笔锋腾挪而起，迅即就势而为，如老树之嫩枝，随风而摆，婀娜中不失刚劲；“公”部撇捺，以迅雷之势，笔锋直杀纸面，左冲右突，形象出人意表，简直是神来之笔。又如“风”、“台”二字及款书，“使转纵横”而又“点画狼藉”（《书谱》语），即便极小幅度的顿挫转换，笔锋也是牢牢地抓住纸面，力透纸背。此为笔意跌宕之显者，又有笔势蕴藉、意象儒雅如《唱晚亭》者，也是秋农先生的看家手段。深谙传统文化精义的秋农先生，曾撰文提出“赏艺”“四格”——清、厚、奇、古，验诸《唱晚亭》，可谓得矣。
孙稼阜：章先生书法以雄强著称，这雄强中自含一种霸悍之气，正其自负性格之外现也。在书风靡弱之际，所缺的正是昂扬向上之雄强之气，雄强之气博而大，霸悍实为致雄强之一途径。潘天寿先生有方印曰“一味霸悍”，实亦其心向雄强之自白也。作为潘天寿、陆维钊先生后继者的章先生，雄强自是其主要取向，但在他最近的一件《虚无益充实》条幅作品的题跋中道：“书法作品中什么也没有却应有尽有，此所谓无限充实也。”可知霸悍、雄强亦只为其自设书法发展之一阶段也。这使人们在惊诧叹服其已有的巨大成就时，以书法史言，不由得又充满了无限期待。
薛龙春：章先生书法令名远彰，尤以行楷见著。往见《黄道周诗四首》一页，含蓄蕴藉，有苏东坡、黄石斋遗意，略参马一浮先生迟涩旨趣；又见丁亥年所书《唱晚亭》匾，结字出北朝碑板，古茂醇厚，行笔则弃其皮相，略无疑滞，与号称雄强者大异其趣，隐约可见弘一法师早年风调。章先生曾说，“在现代书家中，格调之高者无过马一浮；刊落锋颖，恬静不食人间烟火气，无过李叔同。”从先生书作中，似亦能印证其见识之一斑。如果说上述作品体现出章先生“适独坐”的一面，则先生近年的大字作品，则多讲气势，当有“惊四筵”的效果。此外，先生临摹汉碑（如《礼器碑》）及镌刻印章（如“佛魔”）皆有精深过人之处，又非晚学如我所可一一礼赞者。
?如下：
1、友谊篇：友谊长久、一生幸福等。如果是姐妹款的饰，可以分别刻上“时光不老”“风雨同舟”。
2、爱情篇：如果是钻戒，刻字内容的选择会比较多，如一生一世、白头偕老、比翼双飞、相濡以沫、心心相印等。
3、亲情篇：可以选择一些祝福语，比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寿比南山、永葆青春、青春永驻等等，只要能表达自己的心意的即可。四个诗意有韵味的字：
飞花似梦，对镜梳妆，寸心尽焚，朝花夕月，朝飞暮卷，藏衣鲤锁，彼样芳华，暗香初醒，月影残空，苑亦笙冉，玉颜粉骨，樱花雨落，忆分倾影，一笑嫣然，叶散冰离，颜如舜华，安梦九歌，如梦一场，清许九曲，卿弦季鸢，轻纱待嫁，青笙挽歌，琴忆晚梦，浅月流歌。
栀璃鸢年，千古幽兰，暮雨浔茶，木槿花开，墨色玄离，落花***，淩望夜空，离雨弥港，旧歌轻吟，尽付月光，寂月灭影，几绺青丝，画扇语岚，红叶漂浮，赋墨吟伤，风烛悴月。
(1287～1359)，字元章，号竹斋，煮石山农，别号梅花屋主，元诸暨枫桥人。自幼好学，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长明灯夜读，终成通儒。诗多描写田园生活，同情人民疾苦，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书法、篆刻皆自成风格，足以名家。有《竹斋诗集》传世.元代著名画家、诗人，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今浙江）人。出身贫家，白天放牛，只要有空就画梅花，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读书，后从韩性学，试进士不第，游大都（今北京市），泰不华推荐任翰林院官职，辞不就。归隐九里山，卖画为生，终老田园。工画墨梅，枝叶密繁，生意盎然，劲健有力，或用胭脂作没骨梅；亦擅竹石。画坛上以画墨梅开创写意新风的花鸟画家。字元章（一作元肃），元诸暨郝山下人。自幼嗜学，白天放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读书，暮乃返，忘其牛，间壁秦老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愿听其所为，因往依僧寺，每晚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后从会稽学者韩性学习，终成通儒。但屡应试不第，遂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行事异于常人，时戴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手提木制剑，引吭高歌，往返于市中。或骑黄牛，持《汉书》诵读，人以狂生视之。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遂下东吴，入淮楚，历览名山大川。游大都，老友秘书卿泰不华欲荐以馆职，力辞不就，南回故乡。隐居会稽九里山，种梅千枝，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以卖画为生，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轩”，放于鉴湖之阿，听其所止。又广栽梅竹，弹琴赋诗，饮酒长啸。朱元璋平定婺州，攻取越州，屯兵九里山，闻其名，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谘议参军，未就。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以兵请冕为官。冕以出家相拒，并扩室为白云寺。旋卒于兰亭天章寺。?
王冕以画梅著称，尤工墨梅。他画的梅简练洒脱，别具—格。其《墨梅图卷》画横向折枝墨梅，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构图清新悦目。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的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气盎然。其笔力挺劲，勾花创独特的顿挫方法，虽不设色，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动地刻划出来。不仅表现了梅花的天然神韵，而且寄寓了画家那种高标孤洁的思想感情。加上作者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题画诗，诗情画意交相辉映，使这幅画成为不朽的传世名作。 刚开始，在放牛期间，王冕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些颜料，学着画荷花。他想:天下哪有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己画几笔？便学着画荷花。起初画得不好，三个月后边大有长进，那和花的形态形状没有一处不像真的。后来，人们都争先恐后的来买他的画。他便用的来的钱买些东西孝敬母亲。
王冕诗多同情人民苦难、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描写田园隐逸生活之作，如《伤亭户》、《江南妇》、《对景吟》、《吴姬曲》、《墨梅》、《剑歌行次韵》等。有《竹斋诗集》3卷，续集2卷。他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攻画梅，亦善画竹。求者踵至。画梅学杨无咎，花密枝繁，行草健劲，生意盎然，尤善于用胭脂作没骨体，别具风格。对明代画梅高手如刘世儒、陈***、王牧之、盛行之等影响甚大。存世画迹有《三君子图》、《墨梅图》。能治印，创用花乳石刻印章，篆法绝妙。《明史》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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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冕考故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黄精作朝顿。”（《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至元六年。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其中用 “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遂为通儒。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死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有一天，他看见了***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摇撞骗，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语言。当时江南洪涝成灾，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啖粟如故，贪官污吏，掷金争睹。王冕见此怪事，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这是他对元朝统治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别无他物，仅得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遍历潇湘、洞庭、太湖、庐山、天都、太行、潜岳、门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着脚走到潜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说：“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见他游兴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游历中，“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玉壶冰》）。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偈语，来阐述画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据《儒林外史》说，他二十岁时北游，原因是为危素向他求画，他不肯应酬，因此危素生了气。但就他的诗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岁时，北游的原因也不是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义。根据张辰《王冕传》记载：王冕“至正戊子南归”。这次壮游，开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岁，他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其《南城怀古》之一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这次数千里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吆，闹得王冕不得安宁。后来不得已进了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他严辞拒绝。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孤兔出没的场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僚都争趋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危素说：“正是。”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读过他的文章，看去有诡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死。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在帘外走过，履声咯咯，太祖问：“是谁？”他回答说：“老臣危素。”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还是你啊！”于是，次日传旨，令危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显出王冕人格高洁，另方面表示作者对那些卑躬屈节的人物的鄙视。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统治者后，内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唤鹰羌郎声似雷，骑马小儿眼如电。总是无知痴呆相，也逞虚威拈弓箭。老儒有识何以为？空指云山论文献。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有感》）
他从塞北回大都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列朝诗集小传》）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张辰《王冕传》）。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死在滦阳（河北迁安县西北），留有二个***一个男孩，无人抚养，他就到滦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宋濂的《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乌鸦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人家的使唤吗？”（《诸暨县志》）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他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老师、同乡王艮，对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检校。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寥寥数语，可见王冕平日的言论与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了。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归家后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有关系。
“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从这几句诗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子弟，则万万做不到。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请立即杀我。”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胡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关于王冕晚年有否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并为明军谋划攻取绍兴的事，写过王冕传记的张辰、宋濂、朱彝尊、徐显、全祖望等以及现当代学者，历来说法不一。宋濂《王冕传》：“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传》）参与编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传》就否定此说，说：“自宋文宪（即宋濂）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与王冕同时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对王冕的事迹记载最具体，对“参军”却未着一字。近人包赉《王冕事迹考证》则认为：“（明将）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诸暨时曾见过王冕。当时即将此事报告中央***，由中央***授他咨议参军。不幸中央的公文还未到达诸暨，王冕已经死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宋濂称他为参军。”这也多半是猜测之辞。比较起来，自当以张辰的《王冕传》为最可信。所以《诸暨县志》卷二十七说：“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所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冕为明师载去，自九里山至山阴天童寺数日即殁。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九里，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见《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说的正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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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故
《王冕夜读》
原文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知。
译文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过后，他仍是这样。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由是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王冕画荷
明朝时候有个大画家，名叫王冕，最擅长画荷花，许多人为了要获要他的荷花画，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
王冕虽然很有名，但时小时候却很贫困，白天只好替人放牛，晚上自己自修。有一天，王冕在湖边放牛时，忽然下起一阵雨，一会儿雨停了，但是湖里的荷花和荷叶却被雨水冲洗得非常乾净。王冕看了非常喜爱，便想把它画下来，于是赶紧用身上的一点零用钱买了纸和笔来开始作画。起初当然画得不怎么好，可是王冕并不气，仍然不停地画，最后终于越画越像，就跟真的一样。王冕便把荷花画拿去卖，卖得钱拿回家孝敬母亲。王冕因为荷花画得很好，许多人争着要买，他的环境便因此渐渐好转，不再替人放牛了。同时他的名声也渐渐远播，终于成为一个全国有名的大画家。
著名诗人、篆刻家乔大壮曾为徐悲鸿精心篆刻过一方闲章，印文是苏东坡的诗句“始知真放在精微”。有名的闲章“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是赵之谦在妻亡女死后刻成的。友人有一方“唯吾知足”的闲章，言简意赅的四个字，韵味深长。
春日独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书房。手捧一枚闲章，字面是“借我逍遥过十年”，古拙的文字，让我陷入遐思。苏轼有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要说是逍遥十年，在忽然而已的人生逆旅中，哪怕三五日的清欢都属难得。
在我眼中，这印章上的每一条纹理，都沉埋着悠然过往。而字面透露出的淡泊意境，似在诉说不得志的抑郁，抑或散发久在樊笼对复归自然的渴望。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言已尽而意无穷，这或许就是闲章的魅力了。
闲章指的是姓名、斋室、职官、藏书印等以外的印章，从秦汉时的吉语印演变而来，除刻吉语外，还常刻诗句、格言、自戒之词等。“闲章不闲”，因为它代表着文人墨客的审美追求，以及对理想意境的美好向往。文字背后，往往隐含着作者强烈的生活寄托，纵使求之而不可得，但这方寸之间，已经足以让其耽迷甚至忘我了。
著名词人苏东坡开豪放之风，纵使生活坎廪，依然为民***、秉笔直言。因此，他的诗词也经常被刻为闲章，较为有名的是“常恨此身非我有”，这七个字道尽浮生无奈，却也警示人们珍惜此刻，活出真我。著名诗人、篆刻家乔大壮曾为徐悲鸿精心篆刻过一方闲章，印文是苏东坡的诗句“始知真放在精微”。
每一方闲章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据说，梁溪美术先驱胡汀鹭先生善画柳燕图，往往用小印一枚“红是相思绿是愁”，取的是《竹山词》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漱玉词》中“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意境，意境优美的印章与穿梭在柳枝桃花间的紫燕相得益彰、相映成趣。郑板桥有名的闲章“难得糊涂”，幽默隽永中带有几分苦涩，书写世态人情可谓入木三分。
有名的闲章“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是赵之谦在妻亡女死后刻成的。从字面上看，文字萧瑟至极。而实际上，作者不能忘情那些美好的时辰，花开时节、月圆时分，一家人其乐融融，笑看庭前云卷云舒。“如今”二字，让人备感痛心，颇有纳兰“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无奈。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闲章正是在这方寸之间，展示藏于人后的真实情感。唐伯虎会试被黜，居苏州卖画为生，画幅上常盖“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两印，傲视一切，清流不二。清邓石如刻闲章“胸有方心，身无”，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刚正不阿的精神。
友人有一方“唯吾知足”的闲章，言简意赅的四个字，韵味深长。“知足，则常乐，浮生欣然；不知足，则情思郁郁，光阴轻过。与其郁郁，何如常乐？”在友人看来，知足更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超越了浮世琐碎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