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处：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话最早出自?《司马法·仁本》:"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2、释义:
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掉战争准备，必定危险。
《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据唐朝宰相李靖所说，《司马法》本出自姜太公之手，商周秦汉的大司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防部长，司马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国防部颁发的作战条例，而姜太公曾担任周文王的大司马，故有周之司马法出自姜太公之说。 而后世司马穰苴所写兵书名为《司马穰苴书》，并非《司马法》。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 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 由此可见，《司马法》并非一人所撰，周朝开国之初的《司马法》是由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司马法》。
《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此书讲军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前承三代后开汉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转捩点。是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乃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所谓“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样一种“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先秦思想家们无不对战争或军事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省察。其中先秦儒家关于战争的理解或立场，则尤其值得后人珍视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高度重视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也说：“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对战争关乎生死存亡的深刻认识，在孔子那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孔子继承殷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思想，认为祭祀与战事乃交乎神鬼的邦国大事，故《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意即孔子一贯将战事、祭祀、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认为它们关系到邦、国、家、身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们作为人间大事来看待。
所以，与吴起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一样，孔子认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懈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鲁齐会盟时孔子“摄相事”并说：“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显然，孔子在世时并非不重视战事和不懂军事，想想孔子“六艺”之学中尚有“射”、“御”两科以及他平时佩剑驾车的形象，想想***中有冉有、子路、樊迟、有若等将帅之才（军事家吴起还是孔子***曾参的***），想想定公十三年夏孔子亲自指挥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并成功“败诸姑蔑”，孔子对“军旅之事”的重视与熟悉程度，就由此可见一斑了，故孔子自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
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战争作为暴力必定要造成伤亡和破坏，所以从和平与仁爱出发，儒家原则上都如墨子“非攻”主张一样不赞成人类战争。比如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兵阵之事，孔子就不仅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予以婉拒，而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不是孔子不懂“治军旅”，而是朱熹说的卫灵公是个“无道之君”。无道而好战的君主，孔子教之以攻伐制胜之术，岂不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而次日离开了卫国。至于孟子，和平主义以反对战争的态度就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争地以战，盈野；争城以战，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儒家虽然原则上不赞成军事暴力，但同时又认为禁暴除害、保民恤民的战事就是正义战争，反之侵略扩张、杀戮掠夺则是非正义战争，此正是《荀子·议兵》所谓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杂糅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吕氏春秋》则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荡兵》）这种攻、伐、救、守“惟义兵为可”（《荡兵》）的战争***观，其本质要求是“彼兵也，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故《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因而，在儒家看来，战争的目的性当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而目的旨在禁暴除害、保家卫国的“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司马》）之战争，在本质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斯谓之“仁义之兵”、“王者之师”，斯谓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
三、反对战争杀戮无辜
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儒家认为它不仅应当在战争的目的或动机上得到保证，而且还应当在战争的过程或效果中得到保证。如果没有“过程正义”，那么“目的正义”、“动机正义”的战争也将在战争的过程中发生性质转变：由正义发展为非正义。在目的正义的前提下，儒家对过程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是战争不得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民生。所以，与西洋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对军事的发展方向为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不同（他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正是最为有害的”），儒家总是强调出于生命的平等、仁爱而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并且完全反对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与军事目标无关的民用设施——孔子谓之“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谓之“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此正印了俗话所谓的“儒有好生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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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正是出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一种精神，所以儒家一直主张“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主张“禁残止暴”（《大戴礼·用兵》）、“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故《荀子·议兵》对行军打仗明确要求：“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司马法》也记载周代天子“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等行军禁令。——儒家这种禁止杀戮无辜以及禁止蓄意破坏民生的***思想，无疑在人类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依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四、国际干预的合法权威
除了重视战事、主张和平以及强调战争正义性在动机、过程上的双重向度外，先秦儒家还有一耐人寻味的立场，那就孟子说的“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征”的本义是正义地讨伐的意思，《孟子·尽心下》说“征之为言正也”，《说文解字》也说“征正行也”，可见正义性是“征（讨）”的第一要求。为什么“敌国不相征”？因为邦国无论大小，它们的地位是独立而平等的，所以独立的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征讨谁”的问题。如果“敌国相征”，那么任何一方都可能以正义者自居而擅自出兵另一国。孟子就严厉谴责春秋五霸***“仁义”以行私利而攻伐他国，并断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下》），意即他们之间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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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平等的邦国间没有资格和权利发动“敌国相征”的军事干预，那么合法的军事干预当由谁来执行呢？孟子说“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意为国际间的军事干预主要诉诸于唯一“合法权威”（天子/天子之师）来实现，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孟子说：“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儒家这种“敌国不相征”或国际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合法权威”的主张，与现代国际法所谓的“***平等”及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当诉诸联合国这一唯一“合法权威”的《联合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合法干预并不能实施对独立国家的领土占领与治权控制，当仁义之师完成它“禁暴除害”的使命后，理应“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地罢兵以还（《孟子·梁惠王下》）——儒家这种主张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五、有限战争与永久和平
“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曹操《孙子序》）显然，儒家并不主张拿和平主义来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主张拿正义战争来反对一切和平。在儒家看来，“和平”与“正义”、“勇敢”与“仁爱”是兼融一体的。因而，儒家的战争***观，是一种有限战争论，即主张通过有限的战争来保障安全与保护民生，并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世界永久和平，此即《左传》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司马法》所谓“以战止战”（《司马法·仁本》）。孔子说最好的法官是追求永久公正而使社会消除诉讼（《论语·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同样儒家也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永久和平而消除战争，***《论持久战》谓之：“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司马迁《史记·律书》也称“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向往和追求永久和平，并不等于就可以将战事、战备予以否定或忘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左传·隐公五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正如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俞樾《墨子序》）一样，儒家也强调平时要积极进行战略准备和战事训练，以防御和消除战争侵害。他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乃至要“以教民而战”（《论语·子路》）或“以教民而用”（《孟子·告子下》）。
《司马法》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战争如老子、管子等说的并非什么上乘之道或上乘之德，但战争和兵事终究是不可以完全去除的东西，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惨痛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毕竟世界并不太平，毕竟正义需要力量去争取和维护（帕斯卡尔《思想录》：“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没有居安思危、忧患自强的战备与国防，国家和民生注定流于羸弱与危险，故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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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识〗 虽然许慎认为“儒，柔也”（《说文解字》），但儒家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阴郁柔弱。真正的儒家或儒者，无论其为人还是其思想学说，都在丰富细腻的才情仁德之后，充满了阳刚之气与智勇韬略，前面有关孔子的叙述，已足资证明。历史上齐国宰相田常欲移师伐鲁，孔子对众***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孔子对***“国难当头，身当何为”的责问，直接引发了子贡后来一系列惊天骇地的历史演绎：“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列传》）——此亦可见春秋时代的孔门儒学是何等的雄才伟略与昂扬气象！
“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诸葛亮也说：“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将苑·戒备》）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司马迁也指出不权轻重而妄言仁德教化，那么“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史记·律书》），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故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师赵本学曾沉痛地说：“正用权谋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实为经者之分内事，而致知格物之内、明经学文之暇，不可不兼读其书而潜究其理也明矣……儒者生于其时，遇国家有难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谋，卖国之罪也！”（《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书序》）
9.“典籍里的中国”《尚书》
1900年，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千年藏经阁中发现了《尚书》。
《尚书》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也是文化元典。记录第一次统一音律、度量衡等。孔子晚年编撰。
典：标准、规范。
读《书》的好处：
知先贤治政之本；
知朝代兴废之由；
知个人修身之要。
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
尧舜禹，上古德政，鼎定***；
夏商周，名望兴替，礼德治邦。
民本思想：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8.“典籍里的中国”《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所著，开纪传体先河共130篇。
《本纪》12
《表》10
《书》8
《世家》30
《列传》70
《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记录的是黄帝。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公孙轩辕，是华夏的道德楷模，人格典范；也是华夏的人文始祖。黄帝善战，炎帝善耕，炎黄联盟（合体）。
正史：家国青史，国家主修。《24史》，《史记》位列第一。
前四史：《太史公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青史：可以资政，可以育人；***可读，***应读。
鲁迅：欲知大道，必读史。读历史者，不可不读《史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遇李陵之祸（李广之孙）遭腐刑，写《史记》；
周文王被拘禁时推演《周易》；
孔子在窘困之时编著《春秋》；
屈原被放逐赋《离骚》；
左丘双目失明做《国语》；
孙膑被残害剜去髌骨写出《孙膑兵法》；
《诗》300篇多数是圣贤的发愤而作。
一箱《史记》，头一昏早买回了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看。
曾国藩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借路费100两，结果路上买了《史记》。回家每日圈读十页，第二年考中进士。所以我认为《史记》对读书人来说是个吉祥物。
7.“典籍里的中国”《论语》
《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及***的言行，1万六千字。
论：编纂。语：谈，说。
读《论语》知道如何为学、为人、为政。
《论语》的核心是“仁”。仁就得人，做人要有仁德。仁即二人，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55岁带着理想出发，周游列国14年。
1）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到推己及人。
2）耳顺——好话坏话听在耳中，可内心十分平静。
3）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岁寒松柏：指在逆境中意志坚定，坚持操守的人。
4）读《论语》就是跟孔子学习。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思想。
5）子路：（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朝闻道，夕死可矣。
6）做学问应与时偕行。
7）学《论语》如何做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在《论语》中吸取心灵的力量，悟得生命的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孔子的三个爱生：子贡（富而好礼），颜回（贫而乐道），子路（护卫孔子40年）。
9）孔子穷困的时候激励自己：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10）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做好一件事，事前的准备很重要。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会向老师求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吗？
孔子的学生会。
身在千里之外你会做梦都想你的老师吗？
孔子的学生会。
子贡问夫子（4问）
1.夫子求什么？
***学为君子，实现天下归仁，以求天下大同。
2.如何学为君子？
君子当以大道为志向，以德行为根基，以仁爱为依托，以六艺为修身。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3.何为仁？
爱人，孝悌，忠恕，博施众济。
4.何为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6.“典籍里的中国”《孙子兵法》
孙子，孙武田姓，被赐姓“孙”，字长卿，出生于齐国军事世家，是兵家之圣。20岁写完《孙子兵法》，用一生来完善这本军事巨著、兵学重典，是百代谈话兵之祖，6000字，13篇。
伍员，字子胥，楚国人。孙武的好朋友兼兄弟。
《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慎战、不战。
《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重战、慎战、安国全军。
1）中华民族不好战但知兵；知兵但不好战。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2）止戈为武，打仗就是为了希望过上太平日子，战争是获取和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3）外事和兵事都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能用外事解决的问题，不用兵事。
4）兵法之道应遵仁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5）孙武和伍子胥在吴国兴令城郭、广积余粮、充实仓廪、充实兵库(甲坚盾固矛利)，用六年养兵蓄锐的战略定力赢得了柏举之战。吴王不愿意休养生息，孙武归隐吴国山林。
6）曹操给《孙子兵法》注释，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
《道德经》5千多字，《孙子兵法》6千字，就是看不懂，不然真想读。[呲牙]
5.“典籍里的中国”《徐霞客游记》
徐弘祖， 号霞客，明朝江阴。徐家布，赛丝绸，夏天透凉，冬天暖。徐家织布买布。外出游历，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长江溯源——***江。九嶷山又叫苍梧山。徐霞客30年行走于山水之间。徐母过世后万里遐征，长江溯源，三年有余。
三江源是黄河、澜沧江、长江的源头。
黄山的莲花峰，是最高峰。
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脚下有根。
徐霞客游历回家会将一路的见闻讲给母亲听。徐母寿元81。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
4.“典籍里的中国” 《道德经》
中国哲学开山之作——老子的《道德经》
中国哲学鼻祖——老子
叔本华： 《道德经》是关于理性的学说。
老子：宇宙的本源是“道”。老子成功悟道与水有关系，以水悟道。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的学问；探索宇宙和万物的本源和普遍的法则；探讨人和世界的关系，指导人们更好的生活；哲人究天地万物之法则。
道法自然——“道”遵循天地万物的活动与法则。生生不息的天地大道。
日出而落，日落而息。——遵循自然节奏的生活。
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就会造成破坏，生态失衡。
善上若水——柔韧是有力量的。学习水滋润万物的美德。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对万物的福泽就像“水”。柔韧胜刚强，拥有如水一般的性格底色。
天，福泽万物；地，成就万物；人，生发万物。
只有读不完的书，没有不会走的人；典籍如灯照亮世人，每天的积累都是向悟道迈进。
悟道求学的路上，李耳与祁清、悉达多与乔文达，是挚友也是学伴。
尹喜：紫气东来（大人物要过关）。
守藏室之史，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李耳的老师——商容先生：保护天真（问题先生——有提问才有答案。）所有的哲人都是从提问开始。
“海”是最广大的水，最聪明的水，守在最低处，所以长得最大。
鱼头冲着老人
3.“典籍里的中国” 《周易》
《易》的精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道本源：敬天爱人。
稻盛和夫将“敬天爱人”视为他的人生哲学。
《易经》与《易传》，经传结合成为《周易》。
《周易》是一画开天地，画出大道至简；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华元典。
孔子（杏坛讲学）：加我数年，50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读“易”就是要通晓世间的大道真理。
韦编三绝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说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易”。
《易经》是中国人感知世界，总结思想成果，指导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准则。
知行合一的大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头脑，行是知的落实；真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真知的达成。
知行合一——学到道理，就想去检验，推究事物的道理。
曾子曰：“传不习乎！”（将夫子的话记下来，进行实践应用。）
孔子的***记录老师的话有了《论语》
王阳明的***记录老师的话有了《传习录》
圣贤——能够领悟天道的人，是按天道行事，能够为百姓谋福的人。
王阳明12岁立志：做圣人，为天下人谋福。王阳明学做圣贤，并求文武双全。
******，正如撒贝宁说，四百年后的读书人遇到王阳明——挺爽！爽里各爽～
《本草纲目》192万字，编写30年，校勘10年。
身如逆流船，
心比铁石坚。
忘父全儿志，
至死不怕难。
? ——李时珍
格物——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大医精诚——待病人，皆如至亲之想。
旋花汤（脚夫）：补捞损，益精气。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弱国无外交，没有军事力量就有国无防，就算大使馆设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可以找南联盟的例子，可以找清朝的例子，可以找伊拉克的例子，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以战止战，止戈为武
前承三代后开汉唐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转捩点。是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秩序乃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所谓“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司马迁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样一种“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先秦思想家们无不对战争或军事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省察。其中先秦儒家关于战争的理解或立场，则尤其值得后人珍视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高度重视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篇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也说：“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对战争关乎生死存亡的深刻认识，在孔子那里，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孔子继承殷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思想，认为祭祀与战事乃交乎神鬼的邦国大事，故《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意即孔子一贯将战事、祭祀、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认为它们关系到邦、国、家、身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们作为人间大事来看待。 所以，与吴起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一样，孔子认为文事、武事同等重要，文备、武备同样不可懈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鲁齐会盟时孔子“摄相事”并说：“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显然，孔子在世时并非不重视战事和不懂军事，想想孔子“六艺”之学中尚有“射”、“御”两科以及他平时佩剑驾车的形象，想想***中有冉有、子路、樊迟、有若等将帅之才（军事家吴起还是孔子***曾参的***），想想定公十三年夏孔子亲自指挥反击费人袭击鲁国的战事并成功“败诸姑蔑”，孔子对“军旅之事”的重视与熟悉程度，就由此可见一斑了，故孔子自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礼记·礼器》） 二、坚持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战争作为暴力必定要造成伤亡和破坏，所以从和平与仁爱出发，儒家原则上都如墨子“非攻”主张一样不赞成人类战争。比如卫灵公向孔子讨教兵阵之事，孔子就不仅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予以婉拒，而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不是孔子不懂“治军旅”，而是朱熹说的卫灵公是个“无道之君”。无道而好战的君主，孔子教之以攻伐制胜之术，岂不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而次日离开了卫国。至于孟子，和平主义以反对战争的态度就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又说：“争地以战，盈野；争城以战，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儒家虽然原则上不赞成军事暴力，但同时又认为禁暴除害、保民恤民的战事就是正义战争，反之侵略扩张、杀戮掠夺则是非正义战争，此正是《荀子·议兵》所谓的“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杂糅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吕氏春秋》则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荡兵》）这种攻、伐、救、守“惟义兵为可”（《荡兵》）的战争***观，其本质要求是“彼兵也，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故《淮南子·兵略训》也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因而，在儒家看来，战争的目的性当服从于战争的正义性，而目的旨在禁暴除害、保家卫国的“救无辜，伐有罪”（《周礼·夏官司马》）之战争，在本质上都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斯谓之“仁义之兵”、“王者之师”，斯谓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 三、反对战争杀戮无辜 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儒家认为它不仅应当在战争的目的或动机上得到保证，而且还应当在战争的过程或效果中得到保证。如果没有“过程正义”，那么“目的正义”、“动机正义”的战争也将在战争的过程中发生性质转变：由正义发展为非正义。在目的正义的前提下，儒家对过程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是战争不得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民生。所以，与西洋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对军事的发展方向为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不同（他认为是错误的而且“正是最为有害的”），儒家总是强调出于生命的平等、仁爱而力图以伤亡最小的方式来击败对方，并且完全反对杀戮无辜以及蓄意破坏与军事目标无关的民用设施——孔子谓之“君子讳伤其类也”（《史记·孔子世家》），孟子谓之“无伤是乃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此正印了俗话所谓的“儒有好生之德”。 儒家的战争***观与思想启示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正是出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一种精神，所以儒家一直主张“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恤民为德”（《左传·襄公七年》），主张“禁残止暴”（《大戴礼·用兵》）、“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故《荀子·议兵》对行军打仗明确要求：“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擒，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司马法》也记载周代天子“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等行军禁令。——儒家这种禁止杀戮无辜以及禁止蓄意破坏民生的***思想，无疑在人类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依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四、国际干预的合法权威 除了重视战事、主张和平以及强调战争正义性在动机、过程上的双重向度外，先秦儒家还有一耐人寻味的立场，那就孟子说的“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征”的本义是正义地讨伐的意思，《孟子·尽心下》说“征之为言正也”，《说文解字》也说“征正行也”，可见正义性是“征（讨）”的第一要求。为什么“敌国不相征”？因为邦国无论大小，它们的地位是独立而平等的，所以独立的国家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谁征讨谁”的问题。如果“敌国相征”，那么任何一方都可能以正义者自居而擅自出兵另一国。孟子就严厉谴责春秋五霸***“仁义”以行私利而攻伐他国，并断言“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下》），意即他们之间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而已。 论文儒家的战争***观与思想启示来自 独立平等的邦国间没有资格和权利发动“敌国相征”的军事干预，那么合法的军事干预当由谁来执行呢？孟子说“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意为国际间的军事干预主要诉诸于唯一“合法权威”（天子/天子之师）来实现，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孟子说：“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儒家这种“敌国不相征”或国际军事干预主要诉诸“合法权威”的主张，与现代国际法所谓的“***平等”及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当诉诸联合国这一唯一“合法权威”的《联合国***》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合法干预并不能实施对独立国家的领土占领与治权控制，当仁义之师完成它“禁暴除害”的使命后，理应“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地罢兵以还（《孟子·梁惠王下》）——儒家这种主张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五、有限战争与永久和平 “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曹操《孙子序》）显然，儒家并不主张拿和平主义来反对一切战争，也不主张拿正义战争来反对一切和平。在儒家看来，“和平”与“正义”、“勇敢”与“仁爱”是兼融一体的。因而，儒家的战争***观，是一种有限战争论，即主张通过有限的战争来保障安全与保护民生，并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世界永久和平，此即《左传》所谓“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和《司马法》所谓“以战止战”（《司马法·仁本》）。孔子说最好的法官是追求永久公正而使社会消除诉讼（《论语·颜渊》：“必也使无讼乎”），同样儒家也主张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永久和平而消除战争，***《论持久战》谓之：“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吕氏春秋·荡兵》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司马迁《史记·律书》也称“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向往和追求永久和平，并不等于就可以将战事、战备予以否定或忘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左传·隐公五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正如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俞樾《墨子序》）一样，儒家也强调平时要积极进行战略准备和战事训练，以防御和消除战争侵害。他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乃至要“以教民而战”（《论语·子路》）或“以教民而用”（《孟子·告子下》）。 《司马法》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战争如老子、管子等说的并非什么上乘之道或上乘之德，但战争和兵事终究是不可以完全去除的东西，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惨痛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毕竟世界并不太平，毕竟正义需要力量去争取和维护（帕斯卡尔《思想录》：“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没有居安思危、忧患自强的战备与国防，国家和民生注定流于羸弱与危险，故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诚哉斯言！ 儒家的战争***观与思想启示 来自: 免费论文网 ※※※※※※※※※※※※※※※※※※※※※※※※※※※※※※※※※ 〖附识〗 虽然许慎认为“儒，柔也”（《说文解字》），但儒家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阴郁柔弱。真正的儒家或儒者，无论其为人还是其思想学说，都在丰富细腻的才情仁德之后，充满了阳刚之气与智勇韬略，前面有关孔子的叙述，已足资证明。历史上齐国宰相田常欲移师伐鲁，孔子对众***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孔子对***“国难当头，身当何为”的责问，直接引发了子贡后来一系列惊天骇地的历史演绎：“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列传》）——此亦可见春秋时代的孔门儒学是何等的雄才伟略与昂扬气象！ “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诸葛亮也说：“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将苑·戒备》）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司马迁也指出不权轻重而妄言仁德教化，那么“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史记·律书》），否则宋襄公、徐偃王之类“惟仁”而败的教训无疑殷鉴不远（《韩非子·五蠹》）。故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师赵本学曾沉痛地说：“正用权谋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实为经者之分内事，而致知格物之内、明经学文之暇，不可不兼读其书而潜究其理也明矣……儒者生于其时，遇国家有难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谋，卖国之罪也！”（《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书序》）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