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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我在看写朱淑真的文章中，她的汴梁之行被人称为“桑淄”之行，请达人帮忙解释一下。
解析:
楼主所说的这篇文章是否从网上看到的？因为我只在网上一篇文章中查到了楼主说的“桑淄之行”（楼上节录的内容即出自此篇），但是在我读书的将近二十年里，对这个词是闻所未闻的。
后来我想到这个词大概是因为对如下两个词误记而产生的，一是“桑间濮上”，一是“濮上之行”。这两个词说的是春秋时卫国的音乐优美动听，广受欢迎，其所辖的濮水之畔有桑林，青年男女常在此载歌载舞，谈情说爱，一派烂漫欢愉的景象，后就用“桑间濮上”指男女幽会之地。但这样的行为显然和礼教是相冲突的，《礼记·乐记》里面说：“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在古代它是用来指“*风”的。又《汉书·地理志下》中说：“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声色”一词，已见作者态度。
而“桑”这种植物，似乎天生就是为男女之情而生。诗经里的“民歌”部分“风”就有很多与“桑”有关的写情诗，如《诗经·国风·魏风》：“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经·国风·鄘风》：“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表达的就是无拘无束、你侬我侬、热情奔放的爱情。
从“桑间濮上”到“桑濮之行”是可以说通的，而“桑淄之行”就没来由了。所谓“桑濮之行”，就是说朱淑真（如果没有记错她当时已婚）这趟汴梁之旅中尽是不遵妇道、私通情人的放荡行径，也和后面说的“泆女”相呼应（泆通*）。
出处：《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示例：我弹的不是靡靡之音，我唱的也不是桑间濮上之辞。（郭沫若《蔡文姬》第四幕第三场）
桑间濮上，原指春秋时期的卫国，逐渐演变为男女幽会之地。
大概是在南宋程朱理学盛行之前，中国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开放的，男男女女在大自然谈恋爱，并不是什么伤风败俗之事，更非罕见奇异现象。那么，你知道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这样一个天地是在哪儿吗？
像这样一个供未婚青年男女约会见面、谈情说爱、当然也难免有身体亲密之举，供已婚成年男女会面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非“桑间濮上”不可。“桑间濮上”，这是什么地方，在哪里？你不一定知道；可是，难道成语及典故“桑间濮上”你也不知道？那你就太孤陋寡闻了。
桑间濮上
“桑间濮上”，桑间在濮水之上，是两千余年之前春秋时期卫国之地。卫国在今河南北部，包括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的一小部分。濮水，也叫濮渠、谱河，流经卫地。其源有二支，一支首受济水于今封丘县西，向东北流；一支首受黄河于今原阳县北，向东流经延津县南。二支合流于长垣县西北，经滑县、濮阳县入山东注巨野泽。濮阳、临濮、濮州等地名即因此水而得。春秋时，齐师救郑及濮、庄子垂钓于濮，指的都是濮水。后因黄河决口、改道，该河渐被淹没。
春秋时期的卫国，濮水之畔土地平阔、气候温和、桑树遍野，故谓“桑间濮上”。《诗经?鄘风?桑中》里写道：“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此时春天来了，在清澈的濮水边、宽大的桑林里，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生机蓬勃、天高气爽、风和日丽，男男女女聚会其间，边劳动，边对歌，相约馈赠，打情骂俏，卿卿我我，自由自在。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日子，真是无比快活。
当时中国仍然遗留有母系氏族遗风，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多生子嗣，官府亦相当赞同。因为这事关繁衍大事，亦是国之大事。《诗经》里类似句子比比皆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女怀春，起士诱之。”“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所谓***，在水一方。”《列子?汤问》中也说：“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汉书》里还谈到了燕地民俗：“燕地，宾客相过，以妇待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史记》记载：“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搏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香泽。”男女恋爱不是什么羞耻丢脸之举，据说就连伟大的孔圣人，也是其父母在类似“桑间濮上”这样的野外孕育而生。
桑间濮上演变为约会之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网络）
卫国音乐不仅优美动听，而且广布民间，相当普及。但在中华风气崇尚正派严谨、以礼持身的春秋诸国中，“郑卫之音”被公认为 *** 放纵的代表，具体事例史书上记载甚多。以科学严谨的考证，当时的青年男女并非劳动，也绝非歌舞，甚至是自由谈情说爱；因为按照礼法，男女甚至不同路而行，更不要说共同劳作了，公开场合谈情说爱更是无稽之谈。而实际上卫国是在 *** 之音的薰陶下，男女礼法不严，纵情声色，幽会于此地而已。“桑间濮上”不但不是当时这里繁荣景象的具体写照，而正是极大的讽刺与批判，同时警醒后人一定要端正身姿、自尊自爱、以敬事人、以礼律己。
于是后来“桑间濮上”就成了一个成语，指 *** 风气盛行的地方；即男女幽会偷情。《礼记?乐记》里说：“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汉书?地理志下》里亦言：“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桑间濮上sāng jiān pú shàng 释义：桑间在濮水之上，是古代卫国的地方。后来用“桑间濮上”指*靡风气盛行的地方。即男女幽会。
出处：《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示例：我弹的不是靡靡之音，我唱的也不是桑间濮上之辞。（郭沫若《蔡文姬》第四幕第三场）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男女幽会的地方
英文：a place of a lover's rendezvous in mulberry field <place of illicit love-makin>
编辑本段成语故事 桑间在濮水之上，春秋时卫国地。濮水，也叫濮渠，流经春秋卫地。源有二支,一支首受济水于今封丘县西，东北流；一支首受黄河于今原阳县北,东流经延津县南。二支合流于长垣县西，经滑县、濮阳县入山东注巨野泽。濮阳即因此水而得名。后因黄河决口、改道，渐被淹没。 春秋时,濮水之畔,土地平阔气候温和,桑树遍野,谓桑间濮上。当时卫国音乐不仅优美动听，而且相当普及。但在当时中华风气崇尚正派严谨、以礼持身的春秋诸国中，“郑卫之音”被公认为*靡放纵的代表，具体事例记载极多。以科学严谨的考证，当时的青年男女并非劳动，也绝非歌舞甚至是自由谈情说爱，因为按照礼法，男女甚至不同路而行，更不要说共同劳作了，公开场合谈情说爱更是无稽之谈。而实际上卫国是在*靡之音的熏陶下，男女礼法不严，纵情声色，幽会于此地而已。“桑间濮上”不但不是当时这里繁荣景象的具体写照，而正是极大的讽刺与批判，同时警醒后人一定要端正身姿、自尊自爱、以敬事人、以礼律己。
宫乱则荒，其君骄。
宫音混乱就成为散漫的声音，象征着国君骄横；
原文：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矣。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译文：宫音是君，商音是臣，角音是民，徵音是事，羽音是物。这五种声音不发生混乱，就没有弊败不和的音了。宫音混乱就成为散漫的声音，象征着国君骄横；商音混乱就成为偏激不正的声音，象征着官吏堕落，角音混乱就成为忧愁的声音，象征着财物匿乏。五种声音都发生了混乱，互相排斥，叫做慢，在这种慢的情况下，国家灭亡也就在眼前了。
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是社会的音乐，接近于慢了，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上盛行着欺侮国君自私自利的风气，无法收拾。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转．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嬴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父子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可以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对比的意义，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么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汉．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 古筝
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我们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符合正统礼器的标准。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古筝训练书籍
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弦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通雅》在筝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当然，《通雅》还在筑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原来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 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因此，筝的起源至今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 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 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根弦，弦轴装置在与码子平行的面板左侧，弦质为金属（钢弦或铜弦），演奏时一般右手戴玳瑁甲片。调弦定音为五声音阶（即首调561235612356i235）三个八度音域，多用G调或F调，D调或C调很少使用。 客家筝和潮州筝长期在一个地区共处，自然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它们有不少曲目都是相同的，所用筝的形制也一样。至于不同之处，例如，客家筝用的是工尺谱，潮州筝用的是二四谱；演奏时，客家筝多用中指，潮州筝则相对多用食指，而且，前者滑音的音程和起伏多大于后者，使筝声余音缭绕。在风格上，客家筝悠扬深长，古朴典雅，潮洲筝则流丽柔美。 广东汉乐的古筝演奏有久远的历史，它是以《汉皋旧谱》（即汉调音乐）为主要依据，受当地风格及方言影响而形成了文静含蓄的风格。客家筝曲是由客家音乐中“丝弦音乐”的合奏形式（由古筝、琵琶、椰胡、洞箫组合的小合奏），经过历代客家筝人的丰富、充实、发展、提炼而逐渐形成的独奏曲。 客家筝曲目繁多，有“大调”、“串调”之分。大调严格为六十八板，这是和河南的板头曲一致的，其余为串调。 客家筝曲以古朴优美、典雅大方见长，《出水莲》可以说是这一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串调板无定数，具有戏曲音乐的特点。为了便于乐曲调性的掌握、技法的运用以及乐曲内容的发挥，又将乐曲分类为“软套”、“硬套”和“反线”。传统的手抄工尺谱及印行本，大多记旋律骨干音的“调骨”，奏时由演奏者对乐曲的理解和对客家音乐的修养而编配指法和“变奏”、“加花”。 浙江筝：即武林筝，又称杭筝，流行于浙江、江苏一带。据传在东晋时筝已传入建康（南京）了，至唐，则更多见诸于诗词文字。
桑间濮上的解释
[a place of a lover's rendezvous in mulberry field;place of illicit love-making]
《汉书?地理志下》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后来用桑间濮上指 * 风气盛行的地方,也指男女 幽会 之处 详细解释 (1). 《礼记·乐记》 ：“ 桑间 濮 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郑玄 注：“ 濮水 之上 ，地有 桑间 者，亡国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 殷纣 使 师延 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於 濮水 ，后 师涓 过焉，夜闻而写之，为 晋平公 鼓之。”后因以“桑间濮上”指 * 之音。 明 叶子奇 《草木子·谈薮》 ：“二诗美则美矣，未免 桑间 濮 上之音尔。” 清 陈廷焯 《 白雨 斋词话》 卷五：“浅见者胶柱 鼓瑟 ，致使美人香草之遗意，等诸 桑间濮 上之*声，此 昭明 之过也。”亦省作“ 桑濮 ”。 晋 潘岳 《笙赋》 ：“乐所以移风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恶，故丝竹之器未改，而 桑 濮 之流已作。” (2).指男女幽会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下》 ：“ 卫 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 三国 魏 阮籍 《东平赋》 ：“西则首仰 阿甄 ，傍通 戚蒲 ，桑间濮上，*荒所庐。” 清 钱泳 《履园丛话·鬼神·陈三 姑娘 》 ：“﹝ 陈 三姑 娘 ﹞年十六七， 美丽 自命，有桑间濮上之行。其父觉之，遂沉诸湖。” (3).指男女幽会之事。 鲁迅 《热风·随感录六 十二 》 ：“桑间濮上如何情形， 自由 恋爱怎样 态度 ？”
词语分解
桑间的解释 .指 桑间 之咏。泛指 * 之音。 秦 李斯 《谏逐客书》：“ 郑 卫 桑间 、《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晋 葛洪 《 抱朴 子·尚博》：“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於 桑间 濮上的解释 古 卫 地。指 濮水 之滨。 春秋 时 濮 上以侈靡之乐 闻名 于世，男女亦多于 此处 幽会，故后用以指代侈靡 * 的音乐、 风俗 的流行地。《史记·乐书》：“ 桑闲 濮 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
临江仙杨慎 临江仙（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译文： 滚滚长江向东流逝，不再回头，多少当年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像翻飞的浪花般消逝。是与非、成与败何必太在意，都会过眼而去，只有青山依然屹立，太阳依然东升西落。白发苍苍的渔翁与樵夫泊船江面，早已习惯四时变化，难得见了一次面，便畅饮一壶浊酒，笑谈古今。
注释淘尽：荡涤一空。 渔樵：渔父和樵夫。渚：水中的的小块陆地。
浊酒 ：用糯米、黄米等酿制的酒，较混浊。
临江仙词牌名的起源：临江仙源起颇多说法。任二北，据敦煌词有句云“岸阔临江底见沙”谓辞意涉及临江；明董逢元辑《唐词纪》谓此调“多赋水媛江妃”故名；黄升《花庵词选》卷一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唐教坊曲，用作词调。又名《谢新恩》、《雁后归》、《画屏春》、《庭院深深》、《***莲回》、《想娉婷》、《瑞鹤仙令》、《鸳鸯梦》、《玉连环》。敦煌曲两首，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定名《临江仙》，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作《临江仙》。
诗词链接：江水：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望天门山》）青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山外青山楼外楼。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是写景，二是以静衬动夕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6?1乐游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6?1使至塞上）予人苍凉之感
杨慎生平：
（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字用修，别号升庵。
1. 出身名门：杨慎的父亲叫杨廷和，是内阁首辅。杨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且天性聪明，有一颗正义的心。七岁能背许多诗。十一岁时，会写近体诗。十三岁时，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城。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文章被列为卷首。谁知烛花烧坏了考卷，使其名落孙山。二十四岁时，再次参考，殿试第一，即状元，授翰林修撰。从此，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
2. 政治生涯：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因为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著名的色鬼。他目睹民不聊生，实在气愤不过，称病告***，辞官归乡。
武宗最后因酒色过度而死，由其堂弟继位。继续任杨慎为官。但他耿直的个性使他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尤其在世宗继位后逾越法度的问题上，杨慎居然带领百官“逼宫”，以静跪***。结果龙颜大怒，两次杖击杨慎，和其一同杖击的人第一次就死了16个。杨慎可谓是九死一生。最后被充军云南永昌卫。
这一放逐，便是漫长的三十年。但他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仍然奋发有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仍然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国事。
3. 文学成就：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他不仅精通经、史、诗、文、词曲、音乐、戏剧、金石、书画，而且对哲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语言、民俗等也有很深的造诣。他遗留的著作极多。《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杨慎,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辛》事皆*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正德皇帝“偏听生□，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杨慎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的杂著，数量很多，涉及面极广。如《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奇字韵》、《希姓录》、《石鼓文音释》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写作，所以也有一些误引、臆测不实之处。
杨慎的著作很多。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除诗文外，杂著多至 100余种。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 298种。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81卷，又称《升庵全集》）。此集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取杨慎《丹铅录》等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于诗文之后。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其杂著合集另有明焦□辑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杨金吾辑的《升庵遗集》26卷。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 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
总结：一生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开拓南疆,融云南边疆土地和南疆各族人民于中华民族大家庭. 可以说杨慎是正德,嘉靖两朝的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从37岁到72岁,长达35年在云南设馆讲学, ,广收学生,出版了大量轰动一时的学术著作,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坛中心一度出现南移现象.再加上他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强大性格感召力,使得云南各族人民在杨升庵之后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有人说,杨升庵与抗倭将领戚继光他们一文一武,同为明代最杰出的民族英雄. 也有人说今天,在云南老百姓中最受崇敬的三个神就是观音,孔明和杨升庵.
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这首《临江仙》让人耳熟能详的词，这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所得。
《三国演义》虽然成书在明初，但定稿在清代。此首词是杨慎所做《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
解析：词的开首两句令人想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一去不返的江水比喻历史进程，用后浪推前浪比喻英雄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然而这一切终将被历史长河带走。《论语?6?1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使用江水东流来比喻时间流逝。此句豪迈、悲壮，有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含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泊轻视。让人感到历史是浓厚深沉的，不似单刀直入的快意，而似历尽荣辱的沧桑。“是非成败转头空”是对上两句的总结，可看出作者的旷达超脱。
青山和夕阳象征着自然界和宇宙的亘古悠长，尽管历代兴亡盛哀、循环往复，但青山和夕阳都不会随之改变，流露出一丝人生易逝的悲伤感。
下片在这凝固地历史画面上，为我们展现了白发渔樵的形象，任惊涛骇浪、是非成败,只着意于春风秋月，在把酒谈笑间，固守一份宁静与淡泊。 “惯”字表现出了一丝孤独与沧凉。“一壶浊酒喜相逢”使这份孤独与沧凉有了一份安慰，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给这首词的宁静气氛增添了几份动感。“浊酒”显现出主人与来客友谊的高淡平和，也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
上片由古至今，切入角度大。透过历史现象咏叹“青山依旧”，宇宙永恒，英雄功业，恰如夕阳，美好短暂。四、五句在景语中富哲理、意境深邃。下片甚至可想像成作者的自画像，在老翁形象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特写镜头是“笑”。他的睿智博学，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指点江山，评说是非。显现出诗人鄙夷世俗、淡看个人荣辱得失的淡泊洒脱和一种大彻大悟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全词有怀古，也有托物言志。该词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在沧凉悲壮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一种高远意境在这种气氛中反映出来。
此词为咏史之作，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基调慷慨悲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平添万千感慨。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
比较：这首词不同於一般登临古迹、触景生情的怀古之作。它写由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人生感慨，基调更为积极。刚才说过这首词原本为《廿一史弹词》《说秦汉》的开场词，却始终未提及秦汉的任何英雄人物和历史事迹。它最大特点是“清空”，清澈的清，空灵的空，不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要涉及具体地点，具体人物，具体***；“清空”，使这首词具有更高的艺术概括力，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也使其置於《三国演义》卷首，十分贴切，令人对三国人物贤愚忠奸、是非曲直，产生许多遐想。也不像杜甫《登高》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前人论词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听秋声馆词话》正以“清空”二字评这首词。
古筝起源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转．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关于筝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说乃是有瑟分劈而来，另一说乃是因发音铮铮而得名。《集韵》就持“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父子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当然除了父子争瑟的说法而外，还有兄弟争瑟，以及姊妹争瑟的说法。这些大同小异的传说也正好说明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此外就常识而言，瑟分为二就就成了破瑟，岂能算筝？若将瑟破为二而修补成筝，恐怕远比制作筝、瑟要难吧？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其发音的性质而得名，刘熙《释名》中“筝，施弦高，筝筝然”，就持此说。说筝因“施弦高”而发音“筝筝然”，这音色显然乃是对瑟的音色舒缓而言的，这就把筝与瑟联系起来了。确实，我们的民族乐器可以因乐器的来源而命名（例如胡琴），也可以因研制方法而命名（例如琵琶），更可以因为音色而得名（例如巴乌），这儿的筝因音色发音“筝（铮）筝然”，而得名也未尝不可。从后文来看，起初的筝与瑟并不密切，这就失去了筝瑟音色对比的意义，从而使此说显得难以使人全信。 以上所说筝的命名，也涉及到筝的起源。既然“分瑟为筝”之说不可信，那么出事的筝呀就不是破瑟而成的了。那么筝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汉．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从应邵的《风俗通》所载可知，汉以前的筝其制度应为“五弦，筑身”，但是当时“并（山）凉（甘肃）二州筝形如瑟”，应邵不知何人所作的改革，还记下了“蒙恬所造”的传闻，这又是说明，汉代在西北地区已经流传瑟形的筝了。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以上两条资料颇值得我们注意，应邵乃东汉末年（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人，他所记的“五弦、筑身”，乃是按照《礼乐记》的记载，并非亲眼目睹，而他所见的“并、凉二州，筝形如瑟”，却未提及其他地区筝形是否有异。唐代末年的杜佑，乃是九世纪人，他在《通典》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筝完全如瑟的形制，这形制也符合正统礼器的标准。当然，杜佑同时也提出了对“蒙恬造筝”这一传说的疑问。 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但是根据年代来看，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蒙恬祖父蒙骜，死与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更有人说，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因为蒙恬修长城，乃是秦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国以后之事，这比李斯呈《谏逐客书》至少要晚十六年！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笔”，古繁体“笔”与“筝”近似，因为记载失误，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 应邵《风俗通》说，筝乃“五弦、筑身”。但“筑”是什么样式，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1***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却是用独木雕成。实心，不利于共鸣，若用来演奏，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此外，该器通长约34厘米，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而《同典》载，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一排五个，这就与《风俗通》的记载相符。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似乎又说明瑟、筑、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 ***如真的瑟、筑、筝的样式雷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即：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陷与十三弦，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通雅》在筝明“踏步筝用骨爪，是、长寸余，以代指”；而在注筑时引《释名》的说法：“筑，以竹鼓之也”。如此看来，其实、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当然，《通雅》还在筑明：“似筝，细项”，这“细项”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原来初试的筑，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故而“细项”，唐代已长四尺余，显然无法握持，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通雅》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的说明。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手部 诌去言）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一为拉奏而已。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东洋音乐史》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 从以上讨论可知，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因此，筝的起源至尽依然还是个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总之，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筝、筑、瑟的关系，既不是分瑟为筝，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筝瑟并存。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