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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根源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政治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其具体表现,就是郡县制的存在.一种政体是否属于中央集权制,关键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与地方间只有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就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分散割据;如果二者间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地方严格服从中央政令,就是中央集权.战国,秦,汉以后,我国郡县官吏由中央政权任免,调迁,向中央政权负责,在政治,法律,军事上服从中央政令,所以体现了中央集权精神.

西方很多国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只有到十三至十五世纪时,才开始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倾向.东方国家一般多具有中央集权制形成较早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原因亦与东方其他各国互异,我们还是应当就中国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较早呢 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方处于沙漠地带的国家相同,也是由于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兴修迫切需要集中统治的政府进行组织,所以产生了中央集权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欧国家相同,是为了抵抗附近民族的进攻,捍卫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的经济基础是所谓封建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世界各民族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既然各不相同,那末,中国封建社会确立这一政体形式的原因也可以和各国都不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还在于正确运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

仔细分析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包括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国家性质问题,就是要看政权归哪个阶级所掌握.第二,经济基础的形式能够决定上层建筑的形式,当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变,形式改变时,上层建筑也可以本质不变,形式改变.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情况就复杂化了,即相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可以产生相同形式的,也可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列宁曾经指出,奴隶社会的国家在性质上相同,但政体形式却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之别;同样是封建社会,也出现过君主制和共和制等不同政体.1由于政体形式的变化与经济基础形式的变化有关,所以不能因为以上复杂情况,就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是任意的,具有偶然性,不能给以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2很明显,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给以科学的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从始到终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特点.十五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是由于封建领主不但能够世代相承地,稳定地占有领地,而且能够终生占有农奴;他们不但具有固定的等级身份,而且在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领主不需要在地方上另设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就能够在庄园中对农奴进行统治.与西方相反,我国的封建地主是采取租佃制剥削佃农,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固定的,对佃农的占有也不稳定,地主本身不能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归专门的官吏掌握,于是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机构.这种机构体现在地方政权上,就是历代流行的郡县制,也就是贯彻中央集权精神的关键所在.土地买卖使我国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地主的经济身份也很难固定在某个人身上,"以末致富"的商人可以转化为地主,破产的地主在卖尽土地以后就不再成其为地主,这种特色反映到郡县制上,就是"官无定守,民无定奉".3统治者任用官吏的原则是"择人以尹之","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4所以"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5按照这样的原则办事,官职对于个人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官吏就只能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就只能最后集中于中央.可见中央集权,专职官吏,郡县制度是三位一体的.秦代李斯概括地指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6是一语道破了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的核心所在.汉人班彪也尖锐地看到了此点,故认为秦汉以后是"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7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正是由于"臣无百年之柄",皇帝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全国大权于一身,而有了"专己之威".

行政权,司法权及军事权尽管从土地所有权那里游离出来,集中在中央政权手中,但这与土地国有制并无内在关系.决定政权性质的关键,是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不是看封建国家采取了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总代表,各级政权中实际掌握统治权的官吏,都是地主分子.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就是向封建政权输送地主分子的主要渠道.郡县地方政权中还有大量胥吏,往往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明代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见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8正如乡里,保甲基层政权掌握在乡绅地主手中一样,郡守,县令也只有依靠当地的豪绅,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宋朝曾有明文规定:"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9可见各级封建政权并不以保护土地国有制为自己的基本职能,它实际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否认,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有一定的作用;但应特别声明,只能从财政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作用,它本身并不反映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汉武帝时实行"告缗",没收了大量土地,对国家财政收入颇有裨益,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西汉政权的经济基础却仍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是推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前提.租庸调制,尤其是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当均田制破坏后,中央集权就被藩镇割据所代替了.然而我们却应当看到,唐政权的职能仍然主要是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服务.在看到国有土地对加强中央集权发生作用的同时,却不能反过来认为,凡是中央集权强化的时期,必然存在大量国有土地,因为国家的财政来源很多,国有土地的收入并不占主要地位.宋朝中央集权比较巩固,但国有土地却比汉,唐,明等朝少得多.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须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应该把国有土地同中央集权机械地联系起来.

秦汉以后,国家确实组织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央集权制也的确有利于抵抗周边民族的攻掠,有助于巩固边防,但我们却不能认为中央集权制产生的根源就是地理条件和民族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王亚南同志的下述论断是十分中肯的:"进行水利工程也好,抵御外侮也好,选贤举能也好,都是维持一个专制王朝必要的措施.我们不能倒转过来,说这些措施的任何一方面是专制官僚政治产生的基本原因.没有封建的地主经济作基础,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政体是不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而发生与发展的".10东方某些国家是由于处于沙漠地带,气候和土壤因素使人工灌溉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所以土地国有制与中央集权制孪生在一起.中国的黄河流域并非沙漠地带,灌溉固然对农业有利,却不是农业生产的第一个条件.战国以后,中央集权制恰恰是在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井田制崩溃以后,土地私有制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水利工程的兴建不能把中央集权制与土地国有制媒介在一起.俄国,匈牙利和奥地利是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产生了多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制.我国在战国,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出现是华夏族(即汉族)内部各国相互兼并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抵御匈奴而自愿联合的结果.所以,边防的需要也不是我国中央集权制与多民族国家孪生的真正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到别国去找现成的答案,应当根据的基本理论,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很早就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但这一国家结构并不巩固,有时往往会出现割据和分裂状态,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之间存在矛盾.西方的中央集权制是和国内统一市场,近代民族等同时形成的,其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集中平行发展,齐头并进,因而中央集权制一旦产生之后,就相当巩固,很难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中央集权制形成于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分散的个体农业是社会组成的主要经济细胞,因此,中央集权制尽管有形成的必要经济基础,却缺乏使它巩固的经济前提.在这种条件下,它的不稳定性,割据,分裂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虽然国内民族市场的形成是西方中央集权制产生和巩固的前提,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是我国中央集权制不巩固的原因,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程度上的提高都在相应程度上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每一次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由中央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是取决于很多条件的,并不单纯取决于商品经济水平的一高一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程度,超经济强制的强弱,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民族关系的简单和复杂,都对政体形式的变化能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譬如唐代初年,商品经济水平比较低,中央集权制却比较巩固;开元,天宝以后,商品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中央集权却正走向藩镇割据.又如五代十国时期及北宋初年,商品经济水平并不比唐代有显著提高,统一集权的国家却终于再度重建.我们所以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分析问题不能解释上述矛盾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理论上,民族市场的形成必须以区域性分工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商品经济微小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不可能为政治的集中提供充分必要的经济集中的条件.

此外,还应看到,即使在中央集权制最巩固的时期,由于我国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也还存在割据的因素和成份,统一集权的程度不可能达到十五世纪以后西方的水平;另一方面,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最严重的时期,也还存在局部地区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是五代十国,各个小国内部仍然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把任何时期的中央集权或分裂割据绝对化了,都容易流于片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两种因素都有,然而毕竟前者占支配地位.在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中,统一集权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分裂割据的时间,就是有力的说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社会政治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对社会经济,阶级斗争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这种政体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占支配地位.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的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11对于这一理论,须要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说明和理解.

中央集权制是全国统一的重要条件,而全国大一统的局面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即可以避免一些纷争和割据,可以减少某些统治阶级内部的有害战争.战国时各国间战争不休,一个大战役造成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12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13秦汉以后,割据分裂的时候战争就多,统一集权的时候,也发生过统治集团之间的内争,如西汉有"吴楚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变",但就总的情况而言,战乱毕竟比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少得多.因此,在汉,唐,明,清等统一集权的朝代,社会经济往往有大踏步的发展.

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兴修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但统一集权局面毕竟有利于治理黄河和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秦朝的灵渠,汉朝的王景治河,隋,元两代的大运河,都是国家统一时期劳动人民兴修起来的重要水利工程.唐朝前期全国统一,"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而水利事业"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14这一事实也集中地反映,统一集权是发展水利事业,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

统一集权的政治环境还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秦汉时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一统局面,"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5在西方,中世纪时贵族领主割据纷争,道路阻隔,经商缺乏安全保障,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商人都可以单独行动,远出经商,只有经营非法商业的私盐贩和私茶贩才必须进行集体武装贩运.这种商旅比较安全的情况,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拦劫商旅,越货的领主和骑士有密切关系.

秦修驰道,隋,元广开运河都是出于政治,财政,军事的需要,但在客观上,统一集权国家所创办的水陆交通也有利于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在谈到隋朝开通大运河时,杜佑就曾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16秦朝的驰道,历代的驿站,都具有类似的作用.

出于财政需要,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还往往实行全国一致的货币和度量衡.秦始皇在这方面的功绩最为显著,隋统一全国后宣布实行举国一致的五铢钱,这是最著名的两个事例.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对全国的商业发展,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

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还有利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秦统一后,大批人民"谪戍"五岭以南,把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传入越族. 西汉的屯田西域,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元代黄道婆能从海南岛把棉纺织技术传到松江一带,显然也与全国统一有关.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在分裂割据的条件下,这种生产技术的交流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却比较困难得多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西欧的面积与中国约略相当,在近代却形成为很多单一民族的国家,未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原因就在于中世纪时西欧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汉族在封建主义时代就采用了中央集权政体,成为一个相当巩固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故能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使他们产生向心力.如果没有形成这一政治体制,则不但中国各族不能联合成一个国家,甚至汉族本身也可能分裂成很多国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尽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残酷的民族战争和民族征服,但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大家庭毕竟是从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周边各少数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都比汉族落后.无论是各族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的上层显贵也好,或是奴隶主贵族也好,往往对汉族发动掠夺战争.汉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保证了本民族的统一,有利于在民族战争中保卫自已.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消极影响虽然只居次要地位,也应加以分析.

首先,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意味着国家须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职业兵,这就必然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西方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时候,也出现了大批官僚和职业兵,行政,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当时社会生产已经相当的发展,而且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支持王权.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还不能与西方比拟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就好象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羸弱的人勉强地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这样,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身上,同时也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唐代的国家开支中,"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 ".17宋人蔡襄也认为"兵冗为大,其次又有官冗".18明代也有"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的说法.19在兵饷,官俸中,又以前者所占比重最大.历代统治者尽管也想采取"革冗员,去冗兵,节冗费"20的措施,或者实行屯田制,府兵制,通过寓兵于农的办法解决财政支出浩繁的问题,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兼并只要存在,问题就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沉重的赋役负担,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政治集中同经济分散发生严重矛盾,是中央集权政体消极影响的又一个表现.西方中央集权制与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形成,国都往往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而且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所以,中央政权的大量消费并不造成严重的困难.中国从秦汉开始,国都一带就集中了大量的官吏和军队,须要从全国调运大量物资供其消费.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各地区间缺乏天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出于财政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汉代的桑弘羊就已经看到,"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索隐》引服虔曰:"雇载云僦,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也".21明代的赋税分配情况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22所以江南漕粮达于京师的费用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23清人王心敬有一段集中而典型的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公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究之官廪兵粮毫厘无加,而南民国力徒耗于无益之处耳.然其法终不可易者,漕粮系京师之必需,固不暇顾国力与南民也".24显然,这种浪费必然拖住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加重了农民的苦难.

商税的沉重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集权制对商品流通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侧面.

大量官俸,兵饷的需要迫使地主政权大肆征商.商税的沉重不仅削弱了商业资本,减少了商品流通,而且由于到处设置关津,大大阻碍了转运商业.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25可见商税已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历史上不但分裂割据的时候是"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26,就是在中央集权制相当巩固的大一统时期,统治者也总是遍设关卡,进行征商.明朝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27清代"国家设关通天下,凡十三处,皆相隔三四百里".此外,还有"攒典之设而各据口隘,横行村落,处处皆关,则处处有税",故当时有"关外之关"的设法.28这种情况对商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南宋时在沿江一带从池州至建康的七百里内设有六处场务,其间有"相去不满五六里者",因而使商旅"困于公家之征".29明代"客商俱怕征求,多至卖船失业".30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央集权制在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片面地估计过高,还必须承认大量兵饷的官俸对商业繁荣的不利影响.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要满足封建政权的财政需要,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和商品经济水平较低也是导致关津林立的重要条件.当时商人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扫除这些封建障碍.

商税是因地主政权的财政需要而征收的,在商业不发达的时候,商税往往较少,在商业比较繁荣的时候,商税随之增加.唐朝初年,商业不很发达,当时并不征收货物通行税.盛唐,中唐时期,商业空前繁盛,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因而"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 ".其后果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31从明初到明后期,也经历了一个商品经济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所以"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32事实说明,商税成了商品经济的桎梏,这正反映了中央集权制与商业流通相矛盾的一面.

封建国家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政治干预,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商品经济须要在"自由"的空气中顺利发展,西方中世纪的商品生产最初是由摆脱农奴制束缚的城市手工业者发展起来的;以后又在行会所不能控制的地方,织布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采矿业在十四,十五世纪时,也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上发展起来,成为工场手工业最早出现的部门之一.在这种地区,它既不受领主的干预,也不受行会的控制.当时西方虽然出现了中央集权制,但它不是作为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恰恰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得到了中等阶级的支持和拥护.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纯封建经济时代的早产儿,专制主义封建政权不但严密地控制了城市,而且也有效地统治着广大农村.不但农村的纺织业要受课役的盘剥和干扰,就是矿冶业也完全不能摆脱国家的干预.马端临说:"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33 宋人石介也概括地指出:"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34明代的市民运动首先从矿冶业大规模开始,就反映我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既不受官府,行会控制,也不受农村封建政权控制的城乡之间的边界地带.至于官府手工业所受的封建统治和它对私营手工业的影响,以后在讨论手工业时还要专门涉及,这里就不预为详论了.

最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象组成一个天罗地网,用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把整个社会紧紧地捆绑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因此,与西方相比,封建统治实际是更有效,更强化了.同时,大量的官俸,兵饷均来源于农民阶级所负担的课役,而赋税,徭役,兵役的"头会箕敛",往往是促使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催化剂.秦,隋,元三代农民起义的反课役色彩,是非常鲜明的.正如在物理学中,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一样;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压迫的强化也带来了反统治,反压迫斗争的强化,课役的沉重也引起了反课役斗争的加强.

由于在中央集权政体下,地主阶级的统治非常严密,农民群众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这是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农民也是分散的,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但处于中央集权的环境中,尤其当斗争展开以后,各地区农民之间进行接触和联系,毕竟比处于分裂割据环境中方便得多.加之,集权中央也意味着中央政权是一切政治压迫的总枢纽,一切横征暴敛的总机关,所以全国农民的阶级斗争锋芒也必然首先指向皇权,这样,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斗争联系起来.恩格斯在总结德国农民战争时曾惋惜地说:"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35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对农民起义有重要影响.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存在,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主要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为什么皇权不能下县

因为县以下的统治权是被宗族等自治组织分割了。农村实行乡绅自治。虽然不排除乡绅中也有“土豪劣绅”，但总体来说，乡绅的文明素质是比较高的，乡绅是讲礼义廉耻的。如果村官出现流氓化倾向，不但农村的精神文明失去支撑，无疑也是农村基层治理溃败的表现。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以县级政权为主导，以乡级政权为辅助，建立了大体上以百户（称里或甲）为单元的分区控制体系，并在宗族、士绅、豪富等非官方力量的支持下，对基层赋税、治安、户籍、诉讼、教化等各方面的具体事务实行有效管理，皇权的触角藉此从县级政权向下延伸，进入千家万户。

扩展资料

“县”制是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的，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名，却产生于古代晋国。

“县”，在未作地方行政单位之前，与“悬”为同一个字。即悬挂、联系的意思。西周时期，周王的食邑叫王畿或国畿，畿内的土地与周王紧紧“联系”在一起。《说文》“县”字解，曰：“天子畿内，县也。”

最早创建“县”制者，是楚国。公元前6世纪中期，楚国屡次攻陈，陈国的诸侯是虞舜的后代。楚国占领了鼎鼎大名的虞舜后裔的土地，有些为难。周天子的王畿，不是叫“县”嘛，楚国就在陈国土地上建立了“县”制。但那时“县”的建制未推广开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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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对于这一问题，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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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2]。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最初是由茅盾的一篇文章而起。茅盾在1937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表现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而造成文学题材单一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作品不能只是歌颂光明，同时也要暴露黑暗，即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而行搜刮、鱼肉百姓之实的腐败分子，给予大胆的暴露和讽刺。国统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并波及到延安解放区。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诸如“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以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样一些糊涂的观念。按理说，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文学命题下文学的特征所在。但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更不是不分对象的乱加暴露一气。《讲话》对此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进步的文学家来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简言之，“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

《讲话》对经典作家的有关文学论断，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发挥。从文学思想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来看，当以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断和列宁的有关文学思想为大。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上，《讲话》提出了“典型化”的概念，并把它的精神实质解释为对“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讲话》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6]《讲话》批评那种在文艺创作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7]。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还要继承外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在此方面，《讲话》体现了一种较为宽广的兼容意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者特有的自信心态的表现，也显示了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人的博大胸襟。对于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讲话》还引用列宁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中所说的党的文学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9]。《讲话》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10]。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最容易引起世人误会之处。尤其是“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文学命题，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中为少数人所利用，确实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清理和分析。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前提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的，即“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1]。因此，《讲话》所谓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主要是对党内作家提出的要求，并非让所有的作家无条件地把它奉为创作中所必须遵从的金科玉律。对于政治的含义，《讲话》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2]。显然，《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作家和艺术家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服从革命路线、方针总体上和方向上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大势和革命的总体任务加以艺术地描绘，而不是要作家和艺术家服从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更非要作家和艺术家听命于某些人的长官意志。此外，《讲话》还从文艺创造的审美特征出发，揭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3]。这也表明，《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含义，是指文艺要及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向和特点，作家要根据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审美视点和创作目标，而不是要作家做图解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应声虫。

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当时文艺界给作家规定创作题材乃至强加某些政策观念的极左倾向有关，此种情形无疑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后来出笼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一对创作极其有害的提法，更远远偏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创作领域的极端表现。

《讲话》对最为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也做出了概括。它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对文学反映论的特质做出了通俗化的说明。《讲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4]。《讲话》还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出发，论述了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即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比作为创作的原始材料的现实社会生活更高，更具有理想性的生活。这一规定就把的能动的文学反映观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反映论区别了开来。《讲话》所论证的文学反映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斩断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文学观的退路，扫除了唯心主义文学观念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的文学观，给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也给“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找到了理论上的出路。因为，人民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既然是作家创作原料的产地，那么，作家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不能不深入大众，不能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和立场，否则就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做出正确的反映和描绘。三、这一能动的文学反映观揭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和外来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为文学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讲话》指出，过去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多么伟大，无论其艺术上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它们都只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参照，是文学发展的“流”而“不是源”[15]，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这就向人们表明，无论是对文学动力的寻找还是对文学规律的解释，最终只能以社会生活作为最终的依据，而不能主次颠倒。

二、政治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讲话》是在集中了当时***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并非***人单纯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做的一种学术探索。实际上，《讲话》是中国***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换言之，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讲话》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再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7]。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而非专门解决研究文艺自身的内部问题。这就决定了《讲话》在研究的视点和切入问题的途径上是由“外”入“内”，即由文艺以外的因素来对文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由“内”向“外”，即由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出发，以文艺来对文艺以外的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换言之，《讲话》虽然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出发点却是社会本体论而非文艺本体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讲话》在总结文学批评工作时，何以提出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二重标准，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9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非***人不懂艺术，《讲话》对文学艺术基本理论的概括，表明***比任何一个党派都熟稔文艺的规律和特征。而在当时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国统区的执政者国民党和沦陷区的日伪统治者虽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却没有一方能够像***那样，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加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因为***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感召作用，是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所无法代替的。这说明***比任何一个党派都更明白文艺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之间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不得不然。在你我活的生存关头，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把功利性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发生龃龉之时，自然要求文艺为政治做出牺牲，当时一般文艺家也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20]***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敢于承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不回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应当服从政治工作的需要，正是***的光明磊落之处，也是***在政治品格上高于其他政治党派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文艺家，在当时也承认政治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优先地位。欧阳凡海在《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中说，“中国今天的文艺价值主要的不是用文艺本身的尺量去去估量（但我们决不取消这一尺量，只是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是须要‘夹杂’着民族解放的思潮。这种思潮……是中国今天客观的需要和反映”[21]。在沦陷区，唯美主义文艺观也为文艺家们所诟病。以上官筝的笔名闻名于东北沦陷区的文论家张无恙以吴公汗之名，在《新文坛的危机》中批判当时的文坛颓风时说，“逃避现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新文坛的‘危机’”，作品“一上来就是‘小摆设’，今日谈茶壶，明天说茶碗，这个的味内味，那个的味外味，或忆某人如何喝酒，或忆某人怎样品茶，噜哩噜苏，一味向空虚处落笔，于是‘性灵’也就变成‘空灵’，归为扯淡”[22]。以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为名、借以鼓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右翼文人陈铨也宣称，“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3]。左、中、右三派文人虽然各自所持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取向大不相同，但在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学观方面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一派所重视。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24]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就像朱自清所说的，“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25]。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是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后来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不能苛求前人，以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衡量过去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无庸讳言，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自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毕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很少优秀作品能直接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品，否则，文学艺术作品和政治标语口号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恰如鲁迅所言，文艺可以用作宣传，但宣传永远不会是文艺。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这必然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这种情形，在40年代后期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26]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更难免在特定的时候，为某些钻进革命领导阶层的少数阴谋家所利用，他们会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借口，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变而为“文艺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或“文艺从属于少数政治家的长官意志”。凡此种种，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时期所造成的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惨痛局面，就是对文艺政治化乃至以政治取代文艺所带来的恶果之最好的注脚。在政治统帅和驾驭文艺的情况下，《讲话》所谓“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7]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所剩下的很可能只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即使后来所谓的“百花齐放”，结果同样是一句空话。实际出现的倒可能是“一花独放”，即政治这脱缰之马在文艺的园地中纵横驰骋、肆意践踏艺术之花的悖乱局面。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讲话》本身也没有回避这一点。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28]的确，《讲话》对文艺基本规律中许多具体的方面的东西，没有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它虽然提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其特点是什么，这种反映和其他种类的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讲话》对此没有解释。对于涉及文艺创作重要特征的“形象思维”的规律及特点、各类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话》根本就没有提。《讲话》也提到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但典型化的手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则又是《讲话》所忽略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越是具体的，越是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是经典作家早就告诉了人们的。《讲话》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分析，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过程，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包含了情感、心理、思想等在内的深邃幽渺的“小宇宙”，因此，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忽略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性一极。《讲话》虽然也谈到了主体世界观的改造，注意到了文艺家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来对文艺家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及作家创作时的深层心理动机即隐性的无意识力量，更没有予之以相应的分析。不触及文艺家内心的深层因素，仅仅从政治立场和观点来要求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改造的有限性是可以想见的。在实际情况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作家或艺术家也许会对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文艺乃至政治观念表示口头上的赞同，但是心理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建国后实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收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效果，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即这种改造无法从根本上让知识分子放弃他们在文艺上的观念和信仰，个中原因就在这里。再则，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与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政治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也未必能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思想上落后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就是“毒草”，经典作家在解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非常活跃，欧美的一些审美心理学流派，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界都已广为人知，可《讲话》对这些思想却没有任何反映。《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主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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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的主要贡献

投身农民运动

一、投身农民运动，参与创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6年，王一分进入开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期。同年9月结业回湘，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中共湖南区委的派遣，以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祁阳开展工作。王一分到祁阳后，立即着手了解祁阳各方面的情况，除结识自己的同志和一些基层干部外，还分析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不久，王一分就接替了中共祁阳县特别支部书记职务。

为了扩大影响，迅速抱起农民运动热潮，王一分比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模式，于1927年1-2月，在县城模范小学里面开办了一个党务训练所，以培训党政农工青妇工作干部。训练所有学员200来人，教职员17人，开设了13门刘禹，讲孙文主义，也讲，还有军事、唱歌、演讲等基本训练。王一分和时任祁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雷晋乾，也经常抽时间去上课。同时，王一分还秘密发展了龙杰、于定邦、陈祖琳、费剑雄、傅穆、何镇南、邓国光、黄莞、彭树筱等九名***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同年3月，组织上又从湖南大学抽调李镇球回祁阳，接替中共祁阳特别支部书记职务，王一分于是专心从事农运工作。正在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祁阳县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成立了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县政府挂牌办公，由县长刘鹏年、县农协委员长雷晋乾、县党部常务委员蒋毓华三人轮流执掌庭长。针对这种形势，王一分、雷晋乾、蒋毓华等人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镇压土豪劣绅，以便进一步发动群众。为此，王一分再次来到西乡，经与区农会商量，打算三天后召开大会，把当地大恶霸刘梅轩先在村里进行批斗，然后再送县里法办。不料第二天走漏了风声，刘梅轩逃走。最后，将批斗大会变成了控诉刘梅轩罪行的大会和西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将刘梅轩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通过控诉刘梅轩罪行和成立农民协会，打响了祁阳县农民运动第一炮，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开展。接着，王一分等人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东乡豪绅蒋衍。蒋衍是多年团总，手里有武装团丁，在当地作威作福，老百姓恨之入骨。由于他过去同官府勾结很紧，又是现任县长刘鹏年的同学，为防止蒋衍逃走，王一分等人进行了周密安排部署，将蒋衍抓获。蒋衍被抓获后，东乡农民从四面八方拥来，有的人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棍棒，形成数千人的押解队伍，步行一百多华里，将蒋衍押解到祁阳县城。祁阳县城顿时沸腾起来了。当天下午三点，审判蒋衍的特别法庭开庭了。县农会委员长雷晋乾担任庭长，根据区农会的控诉和有关证人作证，当庭核实了蒋衍的罪行，决定判处刑，准备提交县农协召开群众大会宣判后，立即执行。

正在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情况，蒋衍的老婆带着二十多名家属，手里拿着状子喊冤。原来，当东乡农民群众押走蒋衍后，蒋衍的老婆也跟着进了城，找到县长刘鹏年的父亲讨主意，刘鹏年的父亲暗示他们到法庭上喊冤。当时，刘鹏年就坐在雷晋乾的左边。开始时，刘鹏年一声不吭。当看到蒋衍的家属喊冤时，他马上装模作样地说：“我看我们特别法庭判决以后，应该报请省政府核批，才能执行。现在先把人关押起来吧。”王一分当时在下边，听到刘鹏年这样说，明白他是企图暗中保护蒋衍。由于这次开庭是祁阳县第一次利用合法形式来和土豪劣绅作斗争，如果对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蒋衍都无法制裁，将影响整个祁阳县农民运动的开展。于是，王一分马上写了个纸条“拖延时间，我找人去”，着人送给雷晋乾。雷晋乾走后，雷晋乾在蒋毓华的配合下，同刘鹏年展开争论，认为不需要报批。过了不久，王一分把正在县里学习的党训班二百我名学员带到法庭。群众看到来了援军，一致高喊：“立即处决恶霸蒋衍!”但是，刘鹏年仍然不肯松口。由于僵持不下，王一分等人同意刘鹏年向省政府请示，雷晋等人同时向省农民协会请示。第二天，省农协的电报批示来了，同意祁阳县群众的要求和县特别法庭的判决。听到这一消息，在场的几千名群众欢呼不断。刘鹏年看完电报，又看到几千名围在县政府门口的农民，迫于压力，只好亲自宣布执行特别法庭的判决，在县城的王府坪，将蒋衍当场枪毙了。群众看到蒋衍伏法，整个县城欢声雷动。从此，祁阳县农会的威信更高了，全县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不久，西区三官塘的恶霸唐月如被处决。四月间，归阳大土豪李浩被东区九洲农民抓住，李家纠集几十名打手前来抢人。在争抢过程中，李浩被打。原县议会副议长郭子安号称南霸天，一听风声不好，连夜逃跑了。县农会在县城召开了三万人的控诉大会。这样一来，其余各区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外逃。延续几千的封建统治，在乡村中被农民击溃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根据祁阳县的大好形势和工作需要，中共祁阳特别支部决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上，公开王一分和时任县农会会员廖康国的***员身份。当他们的***员身份公开后，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

然而，由于“四一二”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零陵驻军团长王德光发动了“宥日事变”，大肆逮捕屠杀***人和革命群众。得到这一情况后，王一分立即找来雷晋乾、蒋毓华等人研究对策。考虑到王一分的***员身份已经公开，大家一致建议王一分先行躲避。王一分从祁阳龙山(原中共祁阳县委、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后面跳墙而走，就近跑到了离县城十多里地的二区农会所在地龙口源。由于附近的龙潭冲村子小，只有几户人家，交通闭塞，来往人少，于是王一分等人决定先到那里躲一躲。临行前，王一分又叫区农会的同志设法派人打听雷晋乾、蒋毓华等人的情况。就在当天晚上，派出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说，雷晋乾等人已经被害了。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困在这个小山冲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王一分同另外两名农会干部转移到东安白牙市。过了不久，他们又转移到东安横塘一位可靠的老乡家里，并在那时住了一个多月。

祁阳是王首道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站。王首道也对祁阳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全国解放后，王首道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兼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1年10月，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重返大革命时期战斗过的祁阳视察，并为难战友撰写挽联。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最初的实践》中写道：在祁阳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革命工作。虽只是短暂的一年时间，但是给予我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在这期间，我赶上了中国革命出现的第一次高潮，也遇到了相当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正好象工人师傅把一块钢淬火一样，既经受了白热化的炉火，又顷刻间沉浸到冰冷的水中，这无疑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的严峻考验。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由衷地感激祁阳的革命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正是由于他们曾经发挥出来的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影响了我，教育了我。

从1937年6月起，王首道同志担任秘书长等职务，负责中央机关经常性的秘书工作和机关事务管理工作，为中央领导服务。1940年，他担任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组织中直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显著的成绩。

领导开展武装革命斗争

二、领导开展武装革命斗争，探索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创造了八路军南下支队征战两万余里的奇迹。

王首道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他比较早地认识到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春，领导组建了湖南浏东游击队。在湘赣苏区，他领导扩大红军的工作，配合中央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长征途中，任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

到达陕北后，决定组织红军西征。王首道同志担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环节，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创造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

1944年秋冬之际，决定以八路军第120师359旅一部组成“南下支队”，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王首道同志主动请缨，要求到最艰苦的抗战前线去，被中央任命为南下支队的政治委员和

军政委员会书记。后来，还曾担任湘鄂赣政治委员、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央意图，在配合王震司令员行使军事指挥权的同时，积极开展部队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战士牢记的嘱托，英勇作战，遵守纪律，做好群众工作。这支英雄部队在两年时间内，跋涉转战两万余里，浴血苦战一百余次，谱写了一部英雄主义的史诗。同志后来将这一壮举称之为“第二次长征”。

参与领导生产建设

三、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和生产建设，有力配合了全国的胜利开展。

1945年，王首道同志被党的七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原局常委、中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派出大批干部前往东北，着力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4月，王首道同志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代表。7月前往哈尔滨，先后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工业部部长。同时担任东北局委员、东北局财经办事处主任、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参与组建财政和生产管理机构，逐步统一财政，建立财经制度，整顿财经纪律。同时，开展对外贸易，增加经济收入，特别是把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作为最根本的工作，并注意团结使用技术人才，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

1948年11月，王首道同志跟随陈云同志接管沈阳。1949年3月，参加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随后，随军南下，支援新解放地区的工作。担任湖南，具体组织了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工作，为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首道同志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将铭记下他的功绩。

参与建设辽沈战役纪念馆

1985年4月29日，办公厅、办公厅、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1986年4月8日，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王首道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王首道同志出席了在锦州举行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奠基典礼。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并曾多次到辽沈战役纪念馆视察，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和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她和恋人分别47年，见面后泪如雨下，当初为何分别呢？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年代里面，个人情感有些时候显得无足轻重，但也正是因为难能可贵，所以在几十年以后仍然让人刻骨铭心，其实早年参加革命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曾经有共同的理想，所以最后坚持走到一起的，虽然历经岁月的变革，时间的推移，这份情感始终都没有消除过，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一对儿老红军分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虽然在国民党集团的重兵围剿下，红军的处境一度艰难，但仍然保持这高昂的斗志，有很多有志青年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参加红军的，王泉媛就是其中之一，她本身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本姓欧阳，但因为十几岁的时候送给了一户姓王的人家，因此后来改姓为王，也就是在第二年，王泉媛参加了红军。

王泉媛主要是做妇女工作，由于工作出色深受好评，然而身边也有了不少红军战士的追求，但是在夜晚睡不着辗转反侧的时候，她的内心想的却是另外一个人的身影，他就是王首道，王首道参加革命的时候更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等王泉媛参加革命的时候，王首道已经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了。

不过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很快，虽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条件十分辛苦，然而两个人却并不在意这些，只可惜由于红军遭遇到巨大的挫折，在长征之前，王首道将自己的一把手枪和子弹交给了王泉媛作为信物，本来按照王泉媛的意思，是给他做一双鞋，但是由于部队开拔很快，因此并没有送出去，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就是，这双鞋真正送到王首道手中的时候，已经是47年以后。

王泉媛后来被编入西路军妇女团团长，遭遇马家军集团重兵围剿，遭遇失败，王泉媛不幸被俘，历经磨难后逃出来，由于未能按时回到组织，因而备受质疑，王泉媛只能回到家乡，而且这一次他没有见到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人。

回到家乡以后，人们大多都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红军女团长，王泉媛基本上平安的度过了一生，只是对于当年这段恋情，她始终埋在心里，没有敢忘，直到30多年以后，王泉媛才恢复了老红军战士的待遇，而这一次她也见到了阔别了30多年的王首道，两人早已经两鬓斑白，见面以后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王泉媛又见了王首道一次，这一次她送给了王首道一双布鞋，那是在47年前，她答应的一份迟到的定情信物。

王首道生平

您好：

汉族。1906年4月生，湖南浏阳人。原名王芳林，曾用名王一分。1925年加入王首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转为中国***党员，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高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希望可以帮助您~

他主政我国大省20年，授中将军衔，晚年调任副主席，儿子是少将

他，戎马半生，为的是换来祖国一片安宁；他，主政数载，为的是开创更好的明天；他就是一代功臣，王恩茂！

忆来路，长路漫漫；望征程，扑簌迷离，勿忘100年峥嵘岁月，新时代砥砺前行，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回顾历史，中国***自1921年成立至今，历经100年的轮回。

无论是最初“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拼搏奋斗，或是如今“不管山再高，一直向上攀，总能登顶；不管路再长，一直走下去，定能到达”的自信从容，中国***人始终不负使命、阔步向前。

回顾王恩茂的一生，出生于1913年5月19日，逝世于2001年4月12日。在这88年中，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着传奇。

1930年，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王恩茂加入了中国***。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传奇始于此刻。

1949年9月25日，这个位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大省终于解放，新疆占地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行政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占全国的总面积六分之一。

经过多年奋斗，让这一片辽阔的领土不经历战火洗礼就回到人民怀抱中，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而达成这一成就的背后，是王震将军及其部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王震将军作为开国将军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两位王首道和王恩茂将军。这名王恩茂将军不仅跟随王震将军多年，他和王震将军干过同一件事，都是建国后新疆建设发展的大功臣。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太多的工作等着处理，王恩茂将军担任新疆司令员兼政委，面对全新成立的兵团，他的压力非常之大，当年王震调任铁道兵部队担任司令员之时，王恩茂就在新疆担任过职务，积极投身于新疆的建设，他多次主政新疆工作，在新疆任命长达20年之久，在这片辽阔的土地，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名字也深深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江西永新县，1913年，王恩茂就出生在这里。在这个家境并不富裕的家庭，王恩茂父亲从小就不识字，吃尽了自己没有文化的苦，所以下定决心培养王恩茂读书学文化，以此来改变贫苦的命运，在全家人的支持下，王恩茂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负众望，终于考进了梦想的中学，在他读书期间，他非常努力的学习知识，接受先进革命思想的熏陶，为以后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工农红军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团结一心，打土豪分田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的王恩茂在听说这一切后，心中激情澎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决定投奔工农革命军。由于他的文化程度，他在其中很受欢迎，地位也越来越高。在工农红军攻占永新后，他成为了县委秘书长。

由于表现良好，1935年王恩茂被提拔为红六军团的政治部秘书长，并跟随红军进行了长征。在万里征途中，红军克服种种困难，爬雪地，越千山。

当时，由于地方物资上的短缺，执行任务时要攀爬玉龙山，战士穿着单薄的军装，而且军装还到处都是破洞，走在多年积雪覆盖的山峦之间，刺骨的寒风将战士们冻得都麻木了，手脚没有一点知觉，再加上山峰上的氧气很少，很多战士坚持不住，慢慢倒下了，有些战士这一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王恩茂将军在过雪山时也遇到不少的险情，好在都挺过去了，在部队过草地时，被敌军发现后，派敌机突袭，造成王恩茂的坐骑和马夫都牺牲了，当时王恩茂将军还身患重症，没有坐骑的话，行动十分不方便。

当时王震知道情况后，从别的部队调来一匹骡子给王恩茂，还给他安排了一名马夫，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终于走出了草地，要不然王恩茂将军恐怕就会牺牲在草地了。

从此之后，王恩茂将军从心里感谢王震将军，因为这份救命之恩，他一直都跟随着王震将军身边处理各项工作，也成为王震将军的得力部下。

解放后的新疆百废待兴，王震将军带着王恩茂一起进入新疆，担任过分局委员，喀什政委等职位，配合王震将军把新疆建设的更上一层楼。

经过多年的努力，新疆有了全新的面貌，这时中央也有新的指示，将王震将军调任铁道兵司令员，他离任前，大力推荐王恩茂接手他的工作，担任新疆司令员，负责全面工作，王恩茂继王震之后又成为新疆的地方大员。

“南泥湾奇迹”是王震将军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王震离任时，还没有完全实现，在王恩茂接手全面工作后，他继续努力向这个目标发展，继续在这片大地上努力耕耘，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力量。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在王恩茂将军的英明领导下，在新疆几十万民兵的日日夜夜的努力下，终于把脚下的这片大地打造成为绿色的沃野，生产的粮食不仅能供给当地的人民群众还有余，在国家需要时，还能回援祖国，不仅粮食丰收，棉花也是新疆重要出产地。

王恩茂将军在60年代时被调离新疆，走时新疆的几十万军民对他依依不舍，大家含泪送走王恩茂将军。

1981年，王恩茂将军又调回新疆主持工作，这一次回新疆，一待就是5年，前前后后加起来，王将军在新疆主政有20年。

后来年纪越来越大的王恩茂调任到北京工作，当时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的***，而他的孩子们还战斗在新疆那片土地上，儿子王北会担任过新疆下辖的副司令员，也是一名解放军的少将。

虎父无犬子，都为祖国的建设无私奉献。

革命烈士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带给我们深深地启示，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我们不仅要传承革命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坚持中国***的领导，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生活，更要紧跟“永远跟党走”的主旋律，牢记使命，立足当下，实现伟大的民族之梦。

王恩茂作为一个平常人,他朴素的风格,平易近人的性格,卓越的才能令我们尊重和敬仰.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效仿。看着伟大祖国取得的各项成就，无数先烈为此付出牺牲。强国之路的征程还在继续，作为21世纪祖国建设的生力军，在历史使命面前传承革命精神，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铸就灿烂的人生。